春秋戰國時期，是由統一走向分裂、由爭霸進而兼并的時代，舊的政治格局和等級秩序遭到猛烈沖擊、“禮崩樂壞”，整個社會處于大動蕩和大變革之中。這個時期，法律制度的發展和演進最為突出的是成文法的公布，鄭人鄧析“鑄刑書”以及后來的“鑄刑鼎”，推動了政治向規范化和文明化的方向發展。
    此時，在戰國時期所創立的各項官吏的管理制度當中，監察制度尤其值得注意，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比較系統和完備，正式形成于秦漢王朝。秦漢王朝中央政府主管監察的長官為御史大夫，并有明確的職責相互制衡的監察機構。戰國時期的監察機構雖然尚不明確，但史書零星記載各諸侯國政府中一般都設有監察機構。如齊國設“五官”制度，五官之中有兩官屬監察官，即大諫、大行，鮑叔牙就曾任專門諫監國君過失的大諫臣。有的國家設御史、郎官，職司監察。齊威王與淳于髡在后宮飲酒，淳于髡說：“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懼俯伏而飲。”說明御史有糾察百官過失之任，否則，身居主客（掌管部分外交事務的官員）官職的淳于髡就不會有“恐懼”之感。
    趙國設有郎中官，被趙王嬌寵的太子春平君犯了法，郎中照樣給予糾察。齊、趙、秦等國設“內史”，職掌“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有防貪審計之責任。戰國時期開始對地方官吏實施監察。齊國設鄉、州、里，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監察網，小至“出入不時，衣服不中”者，都被鄉師、里尉等監察上告。各國還派御史常駐地方，實施經常性監督。
    所有這些史料表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監察制度的萌芽，對秦漢王朝明確的設立監察機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古代廉政文化集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