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40年以來，恢復政治和經濟強國地位始終是中國的民族意志，目前已取得了初步成功。而一個經濟強國絕不僅僅表現在生產、收入等硬指標，更表現在能夠為國際經濟運行提出并實施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可行的規則，并通過實踐證實其可行性，這是一個大國世界治理能力的體現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從提出到2010年開始運行，正是對中國世界治理能力的一大考驗，因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整個東亞邁向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步。 
　　
東亞經濟體追求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機是多重的，除了尋求貿易創造、貿易擴大等一般意義上的經濟一體化收益之外，降低對美歐等外部市場的依存度，擺脫為美國充當“現金牛”的尷尬角色，是東亞經濟體追求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共同內在動機。而推動確立符合自己利益和意愿的國際經貿規則，又是東亞大國的重要動機。 
　　
由于現行國際經貿規則是在美歐主導下制定的，與東亞各經濟體利益和意志多有沖突和矛盾之處，東亞大國期望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本國影響力較大的區域經濟組織取消對己不利的規則，確立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經貿規則，進而推廣到全球多邊貿易體系。與此同時，東亞經濟一體化又面臨區域內外眾多阻礙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推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足以充分考驗東亞各國提出規則并付諸實施的能力。 
　　
毫無疑問，率先提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并使之成為現實，已經顯示了至少近十年來中國決策層的洞察力和執行能力，初步展示了中國在制定規則方面的能力。接下來，中國需要進一步展示自己制定、實施規則的能力，以克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路途上的重重障礙。 
　　
第一，阻礙力量在于區域內各國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各國之間存在眾多現實和潛在的沖突。 
　　
第二，東亞各經濟體發展水平落差巨大，從發達國家（日本）、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四小龍）、正在起飛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等）到柬埔寨等落后國家，發展水平落差過大，導致短期合作目標不一致。發達國家看重經濟貿易自由化，以期實現比較利益最大化，而發展層次較低的國家更重視經濟技術合作。這種不同的利益需求必然會帶來矛盾與摩擦，不利于合作開展。 
　　
第三，東亞經濟體多數正處于經濟趕超時期，產業結構競爭較多而水平分工較少。經濟一體化對他們利益的潛在沖擊較大，也使得他們在遭遇經濟沖擊時一體化進程容易發生倒退。 
　　
第四，東亞經濟體特別是主要經濟體普遍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且這種增長模式難以迅速轉變。區域內缺乏容量足夠巨大的進口吸納中心，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不利的。中國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但需要時間。 
　　
第五，東亞各國內部政治、社會問題可能阻礙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上述原因都在阻礙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進展。即使是中國，在走向區域進口吸納中心的進程中，進口與國內部分相關產業、長遠整體利益與當前局部利益之間的沖突也會日益顯現，對中國政府“擺平”國內爭議的能力形成日益強烈的考驗。 
　　
最后，第三國干預和外部壓力也將時刻影響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任何一個區域經濟組織要想成功推進，都需要擁有作為凝聚核心的國家或國家集團。類似歐盟內部決策機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必然效率低下，這一點已經為數十年來歐共體/歐盟的歷史所證實。而如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作為凝聚核心，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方能顯示出較高效率。因此，東盟各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潛力、綜合國力及其一體化程度，決定了東盟短期內絕無可能擔此重任。“君子修德以懷遠”，希望中國能用實際行動證實自己更具有作為東亞凝聚核心的能力，也希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能成為中國展示提出并實施國際經貿規則能力與世界治理能力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