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英 　　逢G20會議召開前，人民幣匯率之爭即盛，在G20會議召開之際，該爭論燃至沸點，這已成為2003年以來不爭的事實。今年亦不例外，只不過相比往年，除了美國一以貫之的強攻外，更添了美國眾議院的立法、巴西財長的“實話實說”、日本央行的反常干預等話題佐料，從而顯得今年匯率之爭異常煩雜、嚴重，難怪各界紛紛冠之以“貨幣戰爭”。
　　那么今年究竟是“匯率之爭”，還是“貨幣戰爭”？這個定性很重要，就如同戰役之與戰爭的差別，有局部與全局、表層與縱深之分。
　　回溯以往，我們冷靜觀之，今年的匯率之爭與以往并無太大不同。實際上，針對人民幣匯率，美國自2002年至今就未消停，美國參眾兩院的立法大棒于2005和2007年均曾使用，亦非今年獨有（9月29日美國眾議院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應是老調重彈；而巴西財長的“實話實說”，實非針對人民幣升值，而是著重針對歐美貨幣的紛紛貶值；即便是日本央行針對日元升值的反常干預，表面看來是附和美國的人民幣匯率攻略，實際亦是滿足自身經濟發展所需。
　　如是觀之，往年所稱謂的“匯率之爭”，今年升格為“貨幣戰爭”（即使是預期），實無道理。此種稱謂之變，如是美國有意為之，則其有恐嚇、唬人之心。如是我們自身無意稱之，則顯得“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一如既往的“匯率之爭”，實無“貨幣戰爭”所言之嚴重。但此番匯率之爭亦有它吊詭之處。
　　其一，美國經濟的持續不振，源于人民幣的價值低估嗎？
　　顯然不是。實際上匯改5年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已近25%，幅度不可謂不大，但同期美國經濟除了2008年虛擬經濟破滅前后的過山車，其實體經濟并無改觀，相反呈惡化之勢。
　　美國屢屢將其實體經濟不振，責之為人民幣低估，明顯是“待人嚴，律己寬”。而其如此，除了有應付選舉、憂慮失業之因，更由于其一直以來依賴的“投資公司”式路徑。要理解這一點不難，只要注意到“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但其國際收支凈收入帳戶卻始終為正”這一事實，你就能洞穿美元“投資公司”的本質——這家公司通過發行美元債券（他國認購）獲得持續資本金，再將其資本金投資到他國。如此，只要其投資回報率高于融資成本即可獲利，而這對于美國很容易辦到。假定其融資成本（美元債券利率）相對恒定的話，其只要令美元貶值，即可通過他國貨幣的升值紅利，推高其在他國所投資產的回報率。
　　這種獲利方式，對美國來說，可謂易如反掌、方便得很。其實體經濟持續不振，根源即依賴于此種“投資公司”式的路徑，又豈能吊詭地責之為人民幣低估。
　　其二，人民幣匯率加速上升，果能救世界經濟于水火嗎？
　　顯然不能。其實，中美貿易的失衡、美國實體經濟的不振，其根源在于中美兩國的內部經濟結構問題，與匯率因素關系不大。
　　此番美國鼓動歐盟共同提出，世界經濟的失衡需要通過人民幣匯率加速上升來求解，這明顯極為荒謬，且有前車之鑒——1985年，美國同樣以巨額貿易逆差為由，逼迫日元升值。而日本亦因順應美國所愿，加速日元升值（2年時間，日元對美元升值一倍），最終拖垮日本經濟，致使日本經濟迎來20年的經濟黃昏。而日元的快速升值，其實并沒有根本改變如美國所言的“貿易失衡”，美國的汽車、電器、電子工業，也并未因此而抵擋住日本獲得新生。
　　所以，苛求人民幣匯率加速上升，純屬吊詭之辭。此舉除了陷中國經濟于困境外，別無益處——中國之低附加值制造業因此可能會流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卻不會流向美歐（亦非他們所愿）從而救其實體經濟于水火。
　　以上兩個方面，實質是一個命題的辯證分析——美國實體經濟的持續不振，并非所謂的“人民幣低估”所致，而“人民幣加速升值”同樣不能救美國經濟（世界經濟）于倒懸。
　　美國當下不應持續糾纏于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自會根據自身經濟發展階段，循序漸進地升值，而不會不計后果地加速升值。美國應反求諸己，通過務實的實體經濟振興，來換取全球經濟對其的信任值。如其仍然執迷于“印鈔紅利”，則美元之全球儲備的功能，早晚會被世界各國所拋棄，屆時其特有的“投資公司”獲利模式亦會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