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應對危機的跨文化啟示——— 

　　金融中心是一個現代而又古老的跨文化話題。 

　　十五年前我開始從事國際金融中心研究時就有這樣一種潛意識。然而，在一次旅行中讀到英國人寫的《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使我的潛意識驟然升華。 

　　 

　　1 中國時區的缺位 

　　紐約和倫敦僅僅覆蓋了歐美的16個時區。中國正是其余8個時區中經濟成長最快、人口最多與最具潛力的國家，在這一時區（或稱為中國時區）中，形成一個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是歷史必然趨勢 

　　中國時區必將形成由一個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和多個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組成的新格局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即《中國發現世界》）一書的作者孟西斯是一名退役的英國海軍軍官，憑其職業的敏銳與興趣，十五年潛心研究中國明代永樂十九年鄭和率數百艦數萬人船隊下西洋的驚人旅程。其結論是：“在歐洲人起航之前，整個世界已經測繪完畢。這種成就只有中國人能做到。”在孟西斯的驚世結論下，我們看到這位歐洲軍官的考證如鐵：宣德五年至六年（1430~1431年）位于長江口的瀏家港與福建長樂縣南山寺的兩處石碑，記載了中國人環球船艦從天津塘沽出發歷經三十余國的航海史。 

　　需要說明的是，瀏家港與南山寺只是地處北緯26度至31度、東經119度至121度的中國時區內的碼頭與建筑。而明成祖登基第一年起就成立天文學家委員會精確天象并說服日韓等亞洲各國同舉，其目標是使“北京天文臺成為測繪世界的基準點”。這從鄭和跨洋艦隊集聚的百科知識之庫、商業博覽精品、中醫中藥薈萃中得以充分展現。歷史表明：決定物流移向與財富流向的真正力量是人類文明，而物流的移動性與財富的流動性亦理應渾然一體。如果說，人類的航運中心是世界性的，那么，人類的金融中心也必然具有環球意義的時區性。但事實上，雖然中國發明了測量地球經度的方法，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時區”的環球金融中心卻落在阿姆斯特丹港；而鄭和艦隊環球返航后，已經走到工業革命邊緣的中國卻脫離世界貿易網絡走上鎖國之路。繼宋朝“文藝復興”之后的15世紀航運中心——瀏家港或塘沽港同該時代的金融中心擦肩而過。 

　　國際金融中心是全球化與跨文化程度的核心標志，同時也是一個區域概念，可按其經濟規模、市場集聚與文明開放程度分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洲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特定范疇或功能的國際金融中心等。當今作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唯有紐約、倫敦，前者屬北美經濟體，后者屬歐盟經濟體，這兩大都市適應了過去300年中的世界轉型，并產生了一套適應這種轉型的經濟金融與文明制度，一旦工業社會出現，就應勢而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而作為全球經濟熱點的亞太地區，至今卻未真正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 

　　換而言之，全球24個時區中缺了8個時區，因為紐約和倫敦僅僅覆蓋了歐美的16個時區。而中國正是其余8個時區中經濟成長最快、人口最多與最具潛力的國家，在這一時區（或稱為中國時區）中，形成一個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是歷史必然趨勢。而這個時區內將不止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還會有若干國際金融中心的互動與競合。猶如北美的金融中心城市及其定位：華盛頓（聯邦金融決策和管理中心）、紐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芝加哥（東部地區金融中心與期貨交易中心）、波士頓（基金管理中心）、休斯敦（中部地區金融中心）、洛杉磯（西部地區金融中心與太平洋盆地金融中心）及舊金山硅谷（高科技投資中心）。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從17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世界上國際金融中心無不是在社會轉型與市場博弈中“形成”的，包括上海曾在上世紀30年代一度成為遠東國際金融中心。而進入20世紀下半葉，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新的進程，新興國際金融中心往往由政府主導而“建成”。盡管經濟學家們經常強調政府的干預是有限的，但在亞洲，“形成論”似乎漸為“建成論”所取代。然而，美國“9·11”事件后，全球金融多元化的格局開始出現。國際金融中心又從“建成”階段進入“競成”階段，一場金融中心的競賽躍然出現在世界版圖。我在2000年曾稱之為新世紀國際金融中心的“奧林匹克運動”，重在參與。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甚至一國內部，金融中心之爭愈演愈烈。最近，普京及其繼承人多次明確提出：世界應該由多個國際金融中心組成。俄羅斯將建立與紐約、倫敦同樣級別的金融中心。經濟全球化支持良性的競爭，同時也將摒棄重復建設的競爭。競爭能夠促進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化及合作。 
1994年當中國確立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國家戰略之際，中國國際人力資源發展跨文化研究協會與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聯合籌辦了首屆國際金融中心研討會，英國學者關于曾經守舊的英國通過創新戰略來維持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經驗使人耳目一新。十五年后，上海已聯手充滿活力的新倫敦（而不是紐約）共演金融中心“雙城記”。 

　　在中國時區內部及其附近已有若干個國際金融中心和立志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群，包括東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天津、深圳以及首爾、孟買、迪拜等。而要想成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除了需要健全的金融體系與市場體系外還需要強大的經濟體做后盾，并能依靠金融人才國家隊在全球化博弈中勝出。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國際金融中心不是孤立形成的，需要有商業中心、航運物流中心作為主撐，周邊產業發達的區域作為腹地，這使得上海未來成為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增大。中國時區必將形成由一個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和多個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組成的新格局。 

　　盡管亞洲版圖中懷抱著國際金融中心藍圖的城市已達到十多個，盡管越南又彌漫起1997年東亞危機的硝煙，但上海仍有理由堅定不移地帶著成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志向潛心經營、勇攀高峰。在此征途中協調及發展與周圍區域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關系，相互促進，實現共贏。這將是金融中心“奧運精神”的精髓所在。 

　　 

　　 

　　2 上海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確定性要素 

　　上海形成國際金融中心任重而道遠，有兩大確定性要素： 

　　一是堅定的國家戰略。上海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與國際航運中心，是黨的十四大、十五大確定的國家戰略。當然，一個城市同時想扮演所有金融中心的角色，實現所有金融中心的功能，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深化自身的科學定位，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自我獨尊，不能過分求全，也不能顧此失彼。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時，不能忽略同步推進國際航運中心，尤其應注重這兩個中心之間新的結合點；在強調發展資產管理功能優勢時，也不能忽視財富管理本身已包含了理財咨詢與資產管理兩大核心功能。而作為有著13億人口大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為擁有世界巨大財富資源（包括主權財富、機構財富、企業財富、個人與家庭財富）服務的理財功能正是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熱點。一個清晰而合適的定位，本身就是一種競合優勢。上海作為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戰略性城市，應當以全球化的戰略定位統御功能定位，以科學的功能定位深化戰略定位，并不斷激發戰略創新與功能創新。英國在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不斷革新中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的經驗，足以引起我國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國家戰略的深入思考與借鑒。 

二是完整的要素市場。上海已成為中國擁有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與衍生品市場較為完整結構的第一都市，并擁有要素市場的各類交易所。然而，有了交易所并不等于自然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當今國際金融中心的交易所并購案例比比皆是。上海應抓住歷史性機遇，通過國際并購與重組，成為中國財富通向國際優良資產的橋梁，進而成為全球財富管理的樞紐。整個過程是一個需要多重努力的過程，需要不斷豐富上海的要素市場，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形成更為開放的市場體系、更為平衡的機制體系和更為完整的金融人才體系（包括領導與戰略型人才、運作與執行型人才、專業與職業型人才）。在后全球化時代，要素市場隨著高風險、高利潤的快速轉移，也呈現高流動性和高創造性的特征，且都通過產品創新顯現其功能。美國次貸危機就是通過次級房屋按揭貸款產品及其衍生品，打通各要素市場而轉移風險的。因此，上海在建設新型要素市場時，培育跨要素市場的全能型金融人才（即跨金融專業的多功能人才）已經迫在眉睫。 

　　 

　　3 不確定性要素 

　　選擇與博弈之一：價格控制機制 

　　選擇與博弈之二：數量控制機制 

　　選擇與博弈之三：風險控制機制 

　　上海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不確定性，主要受制于三大因素的制約： 

　　上海要想如同紐約、倫敦在成為提供各種金融服務的國內金融中心同時逐漸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離不開一個全面開放的金融市場。根據東亞金融危機的教訓，一個新型轉型國家在匯率穩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三方面不能同時放開。這意味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要在價格控制機制、數量控制機制與風險控制機制三者的選擇與博弈中取得平衡才能得以發展： 

　　選擇與博弈之一：價格控制機制。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完全流動性，必須犧牲匯率的穩定性，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是由于資本完全開放會使國外資本頻繁出入而帶來國際收支不穩定。如本國的貨幣當局進行干預，亦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那么本幣匯率必然會隨著資金供求變化而頻繁波動。利用匯率調節到真實反映經濟現實的水平，可以改善進出口收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但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信心危機的存在會大大削弱匯率調節的作用，甚至起到惡化危機的作用。當匯率調節不能奏效時，為了穩定局勢，政府的最后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泰國政府貨幣危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就是典型的案例。 

　　選擇與博弈之二：數量控制機制。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必須犧牲資本的安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這通常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定性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新興經濟國家，均實行這種政策的組合。這一方面是由于這些國家需要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來維護對外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是由于監管能力較弱，無法對自由流動的資本進行有效的管理。中國貨幣政策正是處于多重矛盾之中，如果在熱錢撤離前夕施行加速人民幣升值與資本“嚴進寬出”政策的組合，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選擇與博弈之三：風險控制機制。維持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必須犧牲獨立的貨幣政策，實行不干預制度。在資本完全流動時，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的任何變動都將被資本流動的變化而抵消其效果，使本國貨幣喪失自主性。尤其是在發生投機沖擊時，短期內被動地調整本國利率以維護固定匯率。可見，為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與匯率的穩定，本國經濟將為放棄貨幣政策付出巨大代價。越南貨幣危機與通貨膨脹正是這種代價的體現。 　這確實是一個“三難”的困局。如果說，上世紀全球化迅猛之勢已令經典經濟學理論黯然失色，那么，新世紀新危機的史無前例，也足以令全球經濟學家重新備課。如當前貨幣升值與貶值風險同存、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危機同在、金融危機、能源危機與糧食危機同步等，充分展示了當今發展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高難度、高成本、高風險，當然還有高收益。長期以來，我國選擇的都是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種目標，并對資本實行嚴格的管制。而實際上是價格控制、數量控制與風險控制不能同時進行，尤其是資本管制似乎是十分不利于現代國際金融中心建立的。 2005年我國進行了匯率改革，人民幣的漸進升值，打破了我國原有的政策平衡，追賭人民幣升值的熱錢也通過各種渠道不斷流入我國；而另一方面，資本項下的不開放也限制了資本的流出。人民幣的緩慢升值和資本的有限流動，必然損害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目前全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國家數量逐漸減少，而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與固定匯率制的國家數量則有所增長，呈現“舍中間，取兩極”的趨勢，孰利孰弊，因國情不一，各國政府無不仔細斟酌，慎重從事，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波及下尤為如此。這對于上海市建立國際金融中心是非常關鍵的，同時也是這一進程顯現長期性和不確定性的重要因素。但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最大的風險不是開放，而是封閉。當然，開放之度是最難拿捏的，需要全球視野與中國智慧。 

　　 

　　4 兩個世界的博弈與對話：跨文化能力突顯 

　　金融中心歷來是應對金融動蕩的橋頭堡，也是維護金融穩定的主陣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與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種關鍵性資源 

　　1997年12月2日，香港正處于亞洲金融危機的風口浪尖，我在香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金融中心研討會上，以“自強不息”四個字作為《金融危機與金融中心》閉幕詞的主旋律。我從會場上來自歐美的銀行家們的表情中觀察到，他們對此似乎并不存太大信心。如今，亞洲新興國家的金融體系已大有改觀，抵御類似11年前的債務危機能力得以提升，但應對通脹與貨幣貶值的能力依然面臨新的嚴峻挑戰。一場抵御高通脹的持久戰和對弈熱錢的遭遇戰已不可避免。金融中心歷來是應對金融動蕩的橋頭堡，也是維護金融穩定的主陣地。作為資金集散地的中心城市，在“集”資的同時也“散”資，具有雙順差與強大財力的中國，只要在當前金融監管中既抓“管進”又抓“管出”，是能夠應對熱錢撤離的；作為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只要下定決心聯合行動，是可以控制通脹和維系金融安全的。 

　　一個月前，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大衛·麥考密克在上海的一個論壇上表示：“我擔心中國有一些人會以最近金融市場的動蕩為理由，放緩或暫停金融領域的改革。”這個聲音或許代表了富國集團對新興市場的長期預期，200年前，英國為尋求原料與市場，不遠萬里馳船來華，實現了200年前世界最強的國家與“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的對話。在美國次貸危機下，大衛·麥考密克的聲音似乎重復著200年前同樣的訴求。但不出一個月，越南的金融動蕩已經顯現。這一事件提示了全球化引發的貨幣政策的一個外部效應，即一個國家單獨控制通脹會令其自身經濟增長下降，但有利于降低其他經濟體的通脹。因而沒有一個國家的央行愿意當出頭鳥，以犧牲自身經濟增長換取可能仍然無法抑制的通脹，除非美國率先承擔責任。因此，具有跨文化意義的全球“一致行動”將是應對新世紀金融危機的長效機制之一。中國已經在APEC金融合作、東盟區域合作、歐亞經濟合作等領域跨出了堅定的步伐，并將以大國社會責任為己任，主動參與國際金融準則的制定，為世界金融穩定與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歐洲也有著成功的先例。巴黎、羅馬、柏林這些不同時期西方帝國的政治中心與金融中心，十年前都向共同的貨幣歐元交出了一部分權力。盡管歐元給歐盟各國帶來快樂的同時也帶來了陣痛。但至今沒有一個國家表示要退出歐元區，這顯然與歐洲統一的文化認同有著密切的聯系。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專注于國際貿易中的跨文化沖突，如最惠國待遇中的人權之爭、市場準入與貿易壁壘、反壟斷與知識產權等，而對國際金融中的跨文化問題未予以足夠的共同關注，如個別富國的“經濟自我主義”導致全球金融動蕩與糧價上漲、多數新興國家崇拜“全球化神話”而陷入貨幣政策的盲區等。事實表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與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種關鍵性資源。我在1993年8月參加世界銀行一個會議時，曾接受了《光明日報》記者的越洋采訪，強調提出：國際金融正面臨一場戰略與文化的變革。一個國家改革與發展的深層內涵，不僅僅是發展高科技與高附加值企業，改善產業結構和匯率、利率，更重要的是增強國家競爭力——關鍵成員或緊缺人才解決與定位問題的能力。這種能力就是穿越文化的全球化經營能力。然而，15年來，發達國家集團與新興國家集團的注意力均集聚在產業技術創新與各國匯率利率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美國在能源氣候方面的“落伍”，表明其在發明玉米變成能源的同時，仿佛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糧食進口國的切身利益，從而制造了另一個全球性危機，推高了次貸危機所激化的通貨膨脹。越南突然間從經濟發展的成功者變成金融危機的引發者，就是因為政府過度投資與放貸的同時，似乎也忽略了國際糧價上漲、成品油及過度進口所造成的通脹，這兩種效應匯集一起釀成了新一輪亞洲金融動蕩的激流。從“落伍”的美國到“激進”的越南，不難看出，跨文化或全球化跨國經營的決策力及執行力，已成為新世紀富國集團與新興集團共同稀缺的領導資源。 

　　比較兩個世紀的金融危機案例，我們可以發現，新世紀的金融危機傳導機制已具備跨文化的雙向特征。即由富國集團傳向新興集團或新興集團傳向富國集團的單向型，轉為富國集團與新興集團之間的雙向傳染之勢。但無論單向傳導還是雙向傳導，損失往往是儲蓄國大于消費國，窮人大于富人。東方人崇尚儲蓄文化，形成了亞洲高企的儲備與不成熟的投資市場；西方人崇尚消費習慣，促成了歐美發達的投資機構與奢侈品業。但這一切都正在或將在全球化經營中改變著。我們沒有理由對全球化帶來的金融困局持悲觀的態度。我們期待著全球盡早擺脫使兩個世界的大眾飽受通脹威脅的金融動蕩。也許刺破這個泡沫需要全球央行集體實施緊縮政策才可生效，但我們相信人類的跨文化能力足以達成共同的智慧。美國次貸所引發的全球信用危機與信用衍生品危機或將導致漫長的國際金融體系重組，但我們相信只要加強中美之間、富國集團與新興集團之間的戰略對話與溝通協作，世界能夠挺過危機，建構和諧的21世紀國際金融體系。中國時區的國際金融中心將不會重演與時代擦肩而過的史劇，上海、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必將在這一進程中真正鑄煉成長。 

　　（作者為國際金融中心協會主席、國際人力資源發展跨文研究協會會長、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