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草原 　　改革以來，中國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由計劃逐漸轉向調控，但“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并未真正動搖。經濟刺激依賴根源于中國特殊的經濟制度環境。其中，政府對國有經濟的隱性擔保、擴張政策的國有屬性，以及政府增長目標硬約束是刺激依賴形成機制中的三個主要“節點”。
　　一、政府對國有經濟的“隱性擔保”是形成刺激依賴的基本前提
　　始于1995年的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式改革將企業冗員大量分流，優質資產得到整合重組，經營領域不斷向具有自然壟斷屬性的能源、通信以及金融等產業集中。國有企業一方面憑借行業壟斷以及對資源租金的無償使用取得了巨額賬面利潤，另一方面國有經濟往往布局在所謂戰略性行業，一旦破產政府必須承擔巨大的政治和社會成本，因此勢必受到政府的隱性擔保。這種擔保之所以稱作“隱性”，是因為政府從未公開宣稱會對國企破產負責，而是通過日常資金支持及危機時的救助行為釋放擔保信號。現實中，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通過三種方式體現。一是政府直接給予國企巨額補貼，包括虧損補貼、稅收返還或直接注資等，當國有企業經營陷入困境時，政府的救助更是不遺余力；二是國有企業無償或低價使用的土地和資源的機會成本；三是通過對商業銀行大量國有企業不良貸款剝離以及注資間接補貼國有企業。
　　1.隱性擔保導致了國有經濟的低效率。在隱性擔保下，虧損甚至破產不再是企業經營者的最大威脅，利潤最大化準則對國有經濟的約束必然弱化，這直接導致了國有經濟的低效率。
　　（1）國有經濟的低效率顯著影響增長速度。當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存在巨大效率差異時，資源在兩部門之間不同的配置格局必將產生不同的總體經濟效率。兩部門的投資比重集中體現了資源配置偏向，國有投資比重上升，意味著社會資源向國有經濟部門集中，總體經濟效率因此下降，進而影響了總產出。我國學者對中國TFP增長率的代表性測算結論，國有投資比重與GDP增長率及TFP增長率的變動呈現明顯反向關系。
　　（2）國有經濟的低效率帶來通脹壓力。再考慮貨幣供給問題，當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時，一方面，銀行貸款總量隨之增長，經濟中的貨幣數量增加，另一方面，總體經濟效率下降拖累了經濟增長率，使得產出增長速度滯后于貨幣增加速度，從而出現“過多貨幣追逐較少產出”的局面。以“M2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偏離”代表過度貨幣供給，國有投資比重和“M2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偏離”基本呈現相同的變動趨勢，表明當國有投資比重上升時，經濟中的確會出現“過多貨幣追逐過少產出”的現象。若僅考慮貨幣交易職能，M2增長率對GDP增長率的偏離最終造成通貨膨脹壓力。
　　2.隱性擔保造成商業銀行的國有偏好，導致信貸資源向低效率企業的“錯配”。商業銀行信貸資源的“所有制歧視”是近年來中國金融體系的鮮明特征。銀行國有偏好的根源仍然在于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在國有企業受到隱性擔保的情況下，商業銀行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國有經濟偏好，雖然監管當局有意引導貸款扶持非國有經濟發展，但僅限于“勸告”、“貸款結構考核”等一些不具備實質懲戒性的手段，無法對商業銀行信貸資源配置形成真正的影響。在隱性擔保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源嚴重偏向于國有經濟。
　　二、擴張政策的國有屬性、政府經濟增長目標“硬約束”是刺激依賴形成的兩個必要條件
　　1.中國宏觀調控主要依靠對國有經濟部門的控制來實現政策意圖。
　　非國有經濟天然硬化的投資約束使得其對宏觀調控的反應未必如政府所愿，尤其是使用擴張政策應對經濟衰退時尤為如此。而政府若依靠國有經濟渠道來管控經濟，政策效果將“立竿見影”，這根源于國有經濟的“所有權虛置”。事實上，國有經濟存在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加強政府對整體經濟的控制能力，進而更加容易地實現宏觀政策意圖。在“所有權虛置”下，“剩余索取權”與企業經營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清晰，這必然形成國有經濟的多重“非利潤目標”，其中規模擴張就是國有經濟典型的非利潤目標。規模擴張沖動主要通過投資來實現，即使在市場預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國有經濟投資沖動依然不減，表現出“逆市場預期”的非理性擴張現象，即所謂“投資饑渴”。當經濟衰退時，政府將放松項目審批條件，國有經濟投資增長率將上升，當經濟過熱時，政府反向操作，通過嚴控項目審批來控制國有投資，這種現象很容易在現實經濟中觀察到。
　　2.政府存在經濟增長目標“硬約束”。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很難兼得，而中國以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使這兩個目標更加難以兩全。在衡量取舍中，政府明顯表現出對保增長的強烈偏好，控通脹、調結構等往往讓步于保增長。原因在于，一方面，通貨膨脹程度與一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關，如果中央銀行高度獨立并將反通脹作為主要目標，通貨膨脹水平一般較低。在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中央銀行作為政府的組成部門缺乏獨立性，反通脹的重要職能被嚴重弱化。另一方面，特殊的制度環境賦予了政策制定者的習慣性思維，保持經濟增長總是和“社會穩定”等政治目標聯系在一起。
　　三、經濟刺激依賴的形成機制
　　政府對國有經濟的隱性擔保不僅導致軟預算約束下的低效率，而且誘使信貸資金向低效率的國有企業“逆向流動”，這種“國進民退”式的信貸資源錯配必然通過削弱整體經濟效率而影響增長速度。在政府“唯增長”目標約束下，以擴大國有投資和寬松貨幣政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刺激政策成為短期內實現高增長目標的唯一選擇。經濟刺激不僅直接引發經濟失衡，更為重要的是刺激政策本身的國有色彩進一步削弱了經濟效率，客觀上造成了下一期“均衡增長率”和“目標增長率”之間更大的產出缺口，經濟增長要保持在“目標高位”就必須依靠不斷加碼的刺激政策力度，經濟結構性矛盾逐漸累積以致積重難返，經濟刺激依賴由此形成。
　　隨著經濟效率的不斷受損，每一輪刺激政策驅動后能夠維持的增長區間不斷縮短。國有投資的低生產率特征和易得的銀行貸款共同催生了超額流動性，過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產出必然帶來通脹壓力。在政府財力有限時，為保證目標增長率，勢必要擴大政府債務以推動國有投資增長；而政府債務如要可控，則目標增長率必須保持在某個硬性增長率之上以“兜住”債務擴張，這使得經濟增長約束與政府債務之間形成了相互強化的關系。長期過度的政府投資勢必造成政府債務不斷累積，近年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及其高漲的債務問題就是例證。
　　需要說明，只有當改革進程受阻，即改革對經濟效率的“正向推升效應”無法覆蓋銀行國有偏好對經濟效率的“負向削弱作用”時，刺激依賴問題才會凸顯。2006年以來改革進程大幅放緩，不少領域出現“國進民退”現象，加之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巨量政府投資進一步惡化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環境，使得2006-2010年非國有投資比重年均僅增長0.17%，從學者們測算的TFP數據看，這一階段經濟效率也受到嚴重削弱，要繼續維持高速增長必須依靠過量的國有經濟投資，從而逐漸形成經濟刺激依賴。
　　要擺脫經濟刺激依賴的困境，必須切斷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通過深化改革構建有效的國有企業委托-代理機制，促使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真正“硬化”進而提高生產效率，減弱因銀行所有制歧視導致的信貸資源錯配對經濟效率的損害。糾正宏觀調控對國有經濟渠道的嚴重依賴，通過校準政策靶向和著力點提高擴張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驅動力度，打破刺激政策和經濟效率損失之間的惡性循環。在新常態下，要真正轉變“唯增長”的政績觀念和政府評價體系，在宏觀調控目標中強調經濟均衡發展和結構優化的重要性。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本文原刊于《世界經濟》2015年第8期，原題：“中國經濟‘刺激依賴’的形成機制：理論與經驗研究”，經作者改寫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