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經濟學家們對中國GDP增速以及增速的決定有不同的看法。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市場誰來決定經濟增長　　| 文 · 魏志強
　　4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率為7.4%。這個增速與2013年第四季度的7.7%相比，下降了0.3個百分點，但與今年7.5%的增速目標相比，僅差0.1個百分點，并且在政府規定的合理區間。同一天，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分析了一季度經濟形勢。會議認為，“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開局平穩。經濟增速、就業、物價等主要經濟指標處于年度預期目標范圍，沒有越出上下限，經濟運行繼續保持在合理區間。”但會議強調，“當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依然存在，一些困難不容低估。”
　　在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之前，經濟學家們就一致認為，一季度GDP增速將在7.5%以下。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有人建議政府出手刺激經濟，遏制經濟下行；有人相信市場力量會使GDP穩定在一個均衡的增長點，不贊同政府干預。不過，持“新常態”說的官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增長率在7-8%之間，是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正常增速，是新常態，不必大驚小怪。
　　這些相左的意見表明，政府和經濟學家們對中國GDP增速以及增速的決定有不同的看法。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市場誰來決定經濟增長。
　　政府的經濟增長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但經濟增長還是一直由政府主導。政府既要制定經濟增長中的長期目標，又要設定年度指標，并直接參與和主導GDP創造過程。顯然，過去的30多年，中國經濟增速主要由政府決定。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試圖改變這種情況。用新一屆政府領導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創新了宏觀經濟調控的思路和方式，即提出合理區間論。“明確了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就是增長和就業不能越出下限，通脹不能突破上限。”李克強說。也就是說，合理區間“下限”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是防范通貨膨脹。
　　合理區間上下限這種定性的表述在實際操作中需要有量化指標。比如，今年的GDP增速定為7.5%左右、CPI漲幅控制在3.5%左右、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這些指標就是合理區間上下限的年度量化指標。經濟在此區間運行被認為合理，滑出此區間，政府將出手干預。
　　官方經濟學家十分贊同政府的合理區間論，并積極賦予理論解釋。事實上，“新常態”說也是與政府的合理區間論相伴而生。持這種意見的經濟學家認為，鑒于國際國內經濟運行條件和環境的變化，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了換擋期，即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換到了7-8%增速的“新常態”時期。
　　合理區間論與以往相比確有不同。過去政府確定的經濟增速只是一個指標，而現在確定的則是由若干個指標限定的運行區間。但前后也有共同之處，就是經濟增速都是由政府人為決定。新一屆政府試圖發揮市場的作用，但也僅限于合理區間之內。在合理區間的約束下，經濟增長要受困于穩增長、保就業、通貨膨脹這些具體的年度指標。而這些指標是由政府設定的，并不一定反映市場的真實要求。
　　我們首先來看看上限指標。政府把今年CPI漲幅控制在3.5%左右定為合理區間的上限，但3.5%是不是適度的通脹指標有待觀察和討論。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3%，遠不到3.5%，也就是說，距離合理區間的上限還有很遠，依據合理區間論，政府可以刺激經濟，拉高經濟增速。但中國的現狀是產能過剩，如果政府刺激經濟，產能過剩必將加重。2009年，4萬億刺激方案的負面影響，尤其是產能過剩問題，至今尚未消除。從貨幣供給來看，CPI漲幅不到3.5%，貨幣當局很可能認為可以加大貨幣供給，促進經濟增長。事實上，在當下的中國，這是一個誤導。貨幣當局正是把CPI沒有持續上漲作為擴大貨幣供給的理由之一，將M2發到了現在的116萬億元，冠絕全球。一般而言，在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產出穩定的情況下，費雪方程式告訴我們，貨幣超發會引起通貨膨脹。但在中國M2與GDP之比已高達2:1，為什么沒有發生持續的通貨膨脹呢？從貨幣理論來看，這是貨幣流通速度變化使然。據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的研究，近十年來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在快速下降。一方面貨幣流通速度變慢，另一方面又要GDP高速增長，結果就是貨幣超發，金融和債務風險不斷累積。其實，即便CPI沒有持續上漲，但貨幣超發還是推高了資產價格，例如房價。所以，筆者以為，政府人為地按其意志確定一個CPI漲幅，然后再把它與經濟增速聯系起來，作為經濟運行的上限，并以此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不一定符合市場要求。特別是在學界對我國CPI指標本身就有很大爭議（如權重問題）的情況下，我們對CPI的使用更應注意，不能讓它說明它不能說明的問題。
　　再看合理區間的下限指標，就是穩增長和保就業。筆者在《7.5%左右離潛在增長率有多遠》一文中討論過這個問題。穩增長與十八大提出的經濟倍增計劃有關，即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據這個倍增計劃測算，經濟增速不能低于7%，于是7%就成了經濟增長的底線。保就業是根據城鎮登記失業率與經濟增速的關系測算而來。官方認為，GDP增速下限不低于7.2%，才能保住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6%之內和1,000萬人以上的新增就業。但我們從2003-2012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的數據來看，城鎮登記失業率與GDP增速升降的關系不大。十年間，GDP增速從兩位數已經降到了8%以下，但城鎮登記失業率卻始終在4-4.3%之間微弱變化，失業人數也總是八九百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不能反映真實的失業狀況，也擔當不了保就業指示器的作用。可見，合理區間下限指標，一個是人為確定，一個與GDP增速變化基本無關。如果用這兩個指標判斷經濟增速是否到了下限，顯然不一定正確。
　　經濟學家的爭議
　　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增速到底是多少有較多的討論、爭議。不過，經濟學家們與政府不同，他們對經濟增速的不同判斷都是依據對潛在增長率的不同認識。
　　一般而言，一國經濟運行是圍繞著潛在增長率（或稱自然增長率）上下波動。在經濟按其潛在生產能力運行的情況下，勞動力和資本會得到充分利用。所以，潛在增長率也是充分就業情況下的增長率。當產出高于潛在GDP時，通貨膨脹將上升；而當產出低于潛在GDP水平時，則將導致高失業率。
　　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增速的研判有高有低，也有唱衰之聲。唱衰的主要是國外經濟學家，例如，克魯格曼、魯比尼等，還包括索羅斯這樣的國際投資大鱷。唱衰中國的國外經濟學家，有的說中國經濟增速將會降到5%以下，有的說中國經濟將要硬著陸。他們的理由是中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并面臨很大的金融和債務風險。
　　與外國經濟學家不同，中國經濟學家雖然也認為中國經濟面臨重重困難，但很少有人認為會崩盤，或硬著陸，甚至有人樂觀地估計中國經濟還能保證8%以上的增速。
　　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就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未來20年平均每年仍有8%的增長潛力。”林毅夫分析說：“當前經濟放緩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體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輪宏觀調控中，應實施以投資為主的反周期措施。”林毅夫還推出了他的“新結構經濟學”，深入探討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復旦大學韋森教授與林毅夫的觀點不同。韋森是林毅夫的好友，但也是不同意林毅夫觀點的代表人物。韋森于2012年就曾在FT中文網發表的《中國經濟漸進下移》一文中說：“在未來20年中，中國經濟能維持一個5％到7％平穩的GDP平均年增速，可能就很不錯了。”韋森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一個自然趨勢。2014年2月27日，韋森在紐約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上講演時還強調了這一觀點。總的看，韋森的理由有二：一是從表層上看，中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目前看來都動力不足；二是深層問題，現在已到了現有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上這一輪工業化的中后期，其外在表現是各行各業都產能過剩。工業化減速，作為工業化結果的城鎮化進程也會放慢，因而經濟增長速度也會慢慢降下來。
　　韋森問道：“自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來，只有在20世紀50到7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有一個高速增長時期，且大約只有20年左右，經濟增速也大約只有4-6%，日本是個例外。難道中國經濟能有一個連續50年的超過8%的經濟超高速增長時期？”
　　韋森認為，盡管中國經濟增速正在下移，但是短期中國經濟還不會出大問題。他警告說，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還不能認識到這一自然趨勢而人為再靠擴大政府推動的投資來“保增長”，這樣最終會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2014年3月22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在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說：“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得更遠一點，力爭在今后一兩年內能夠完成增長階段的轉換，進入一個新的穩定增長的軌道或者狀態。對于穩定的軌道或者狀態，我是給出一個概念，叫做中高速穩定增長期。當然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含義是中高速增長的底已經探明，比如說7%左右，而且這個速度能夠穩得住，能夠持續比較長的時間。比如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顯然，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中高速穩定增長期的底尚未探明。他舉例猜測，這個底可能是7%左右。
　　經濟增長與改革
　　關于改革與增長的關系，政府提出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政府認為，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是有相互關系的。只有穩增長，才能調結構、促改革。也可以理解為，穩增長是前提，是基礎。
　　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積極推進改革更為重要，改革能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現在，增長方式、結構問題已經嚴重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提問，轉變增長方式20年了為什么轉不過來？吳敬璉認為，這是因為制度障礙所致，體制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能夠實現的關鍵和基礎，所以要堅持改革。
　　但改革改到今天，容易的都做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比如，政府和市場邊界的界定、產權改革中的國企改革、價格改革中的要素價格改革、利率匯率改革等等，這些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但也都是急需進一步推進的改革內容。否則，如果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制度作為基礎，經濟就很難圍繞潛在增長率運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就難以實現。
　　盡管改革難度空前之大，但習近平已經表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沿著市場化的方向深化改革。李克強也說，“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