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再到今年的全國兩會，行進了36年的中國改革終于再度破冰，打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戰。一時間，中國改革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新一輪改革將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什么？一組漂亮的“組合拳”過后，中國不但志在解決中國改革和發展中的難題，要過險灘、啃硬骨頭，而且破解了“科斯難題”。
　　“科斯難題”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羅納德·科斯所提出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難題——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科斯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他出生在英國，后移居美國，幼年患有腿疾，1991年，81歲的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位經濟學家一生當中功勛卓著，他不僅創立了新制度經濟學，發明了“科斯定理”，而且是“產權理論”的奠基人。
　　科斯最值得我們敬仰的還不僅僅是這些，而是他對中國改革的高度關注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有獨鐘。科斯認為，“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人類的奮斗，中國的經驗對全人類非常重要！”2008年7月，98歲高齡的科斯親自倡議并組織在美國召開了中國經濟制度變革30年研討會，對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進行研討，在閉幕詞的最后，科斯這樣說：“我今年98歲，垂垂老矣，不知道還能夠活多久，隨時都可能離你們而去。希望在你們，希望在中國。我相信你們是不會讓我失望的！”這句閉幕詞也道出了科斯對中國經濟的一往情深。科斯還認為，“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科斯把造成這個缺陷的重要原因歸結為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地位不平等。科斯強調，“要拋開為私企設置的種種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業）是依法運營，就該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經濟行為體不遵守市場原則，市場經濟就不會成功。必須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私企得以自由競爭。”“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還是體制重建，叫法無所謂，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于法治。”
　　不僅如此，科斯還對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作過深入思考。我國已故科學家錢學森曾提出過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在19４9年后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對于這個問題，科斯給出的答案是：“錢學森之問幫我回答了中國讀者向我提出的問題。而就錢先生的問題，我卻有個答案，那是因為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
　　2013年9月2日，羅納德·科斯在美國去世，享年103歲。科斯帶著對中國經濟未解的難題走了。讓科斯沒有想到的是，僅僅兩個月之后，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的核心議題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不僅如此，這次改革是繼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改革又出發。從會議出臺的改革決定可以看出，這次改革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層次之深，史無前例。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沉浸在欣喜和振奮之中的中國經濟學家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發現一個令人驚喜的現象，即這次改革破解了“科斯難題”。這是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提出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了公有制經濟的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此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同時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前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可以說，上述種種，恰恰是科斯認為影響思想市場的主要因素。如果上述改革措施能完全到位，那么，權力服從于法治，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地位平等，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如此，中國還會缺乏思想市場嗎？
　　如果說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打開了思想解放的閘門，那么35年之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開啟了中國的思想市場；如果說2013年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中國改革元年，那么201４年就是中國經濟的思想元年。這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期間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所強調的“百舸爭流，奮楫者先”，思想之舟在這個春天已經起航，也唯有奮楫者才能到達遙遠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