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是中國信用債市場的擴容高峰，當年發行的5年期債券較多，2014年，市場將迎來第一個長期債券的還本付息高峰 ]
　　十八屆三中全會給出的改革藍圖固然令人振奮，但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風險卻不容樂觀。從大的方面來看，2014年我們可能面對的風險包括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兩個方面。
　　實體經濟的風險
　　從實體經濟來看，2014年我們面對的最大風險有兩個：
　　一是全國住房信息聯網和房地產稅的推出，可能導致住宅市場的需求發生逆轉。
　　2012年，我國內地城市的住宅人均面積為32.91平方米，超過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些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按照亞洲的人口密度和居住特征，以及普遍生活水準來推算，中國的城市住宅供給已經超過居住的需求，大量居民購置住宅是出于資產保值增值的投資需求。
　　如果在全國住房信息聯網的前提下推出存量房產征稅政策，投資需求將會因為房屋持有成本的上升而萎縮，城市住宅的供求關系就可能發生逆轉。從長期趨勢來看，人口老齡化和農村轉移人口的下降將加劇這種供求失衡，房地產將面臨一輪漫長的蕭條周期。因此，房價拐點一旦出現，房地產（尤其是住宅市場）必然面臨收縮，從而引起建材、汽車、家具、家電等相關行業的需求下降。
　　二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政府職能轉變導致的基建投資下降，也將影響鋼鐵、水泥等相關建筑建材行業的市場需求，加劇這些產能過剩產業的不景氣。
　　從2013年8月開始，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逐月下降。一方面隨著政府職能的轉型、地方政府考核指標的調整，政府投資的動力在下降；另一方面，隨著地方政府財政壓力的增大，地方政府擴大基建投資的財政能力也受到一定制約。
　　從以上兩方面來看，2014年政府投資的力度將有可能進一步縮減。從PMI數據來看，最近3個月新訂單連續下降，市場需求減弱，原材料庫存最近兩個月也有所下降，企業預期明顯變差。供求和預期數據也在昭示2014年制造業的市場復蘇形勢不容樂觀。
　　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
　　從金融市場來看，2014年同樣充滿不確定性：
　　一是金融機構去杠桿的過程中，利率中樞上移，流動性風險有所加大。
　　過去5年，中國的信貸規模平均每年增長22%，雖然中國的企業總杠桿率并不算高，但高杠桿企業中有一半多屬于地方債務平臺，現金流很弱，償債率較低，債務風險令人擔憂。根據國家審計署的數據，到2013年6月底，地方性政府債務中有超過10萬億元的債務來自于銀行貸款，占其全部債務（包括擔保等或然負債）的56%。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報告，最近50年來，亞洲70%的信貸過度繁榮之后，都導致了金融危機，IMF衡量“信貸過度繁榮”的依據是名義信貸規模增長率超過20%，2009年初，中國的社會融資總額只有6.98萬億元，2013年1~11月社會融資總額的規模就已超過16萬億元，五年時間增長了將近150%，每年的復合增長率接近20%，是全球信貸增長率最高的國家。
　　既然杠桿在很多情況下是危機之源，為了控制金融機構過度提高杠桿率，降低流動性風險，銀監會于2013年3月出臺了8號文，將銀行理財產品中的非標產品規模限制在總資產的4%之內，而一行三會即將聯合出臺的107號文，進一步強化對影子銀行的監管。這些措施會在不同程度上收緊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推高利率中樞，使得一些商業銀行、信托公司的流動性風險進一步加大。
　　二是產能過剩行業在去產能的過程中，部分低效率企業財務會惡化甚至破產倒閉，可能引爆信用債危機。
　　2009年是中國信用債市場的擴容高峰，當年發行的5年期債券較多，2014年，市場將迎來第一個長期債券的還本付息高峰，與此同時，隨著信用風險的預期上升，貨幣政策收緊形成的流動性緊張對信用產品的擠壓會進一步加劇。
　　此外，近年來根據國家審計署和發改委官員披露的數據，雖然從總體上看中國地方政府沒有資不抵債的問題，但從債務結構看，短期還債壓力大，2014年將有1000億元城投債到期兌付，并且87%的債務集中在市、縣級的地方政府，資產負債結構不對稱，地方債平臺的流動性危機隨時可能發生。
　　還有經濟結構的轉型本質上也是“不破不立”的過程，隨著一些“僵尸”企業的退出，信用債和信托產品出現違約的局部風險將是2014年金融市場必須面對的大概率事件。2014年或許是中國信用債市場結束“剛性兌付”的開始。
　　三是美國QE退出推升美元指數和美國的資產回報率，將對中國的金融市場產生不確定的流動性沖擊。
　　2013年12月18日的美聯儲議息會議正式啟動QE退出計劃，雖只縮減了100億美元的購債計劃，美元指數立馬創出新高，目前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攀升至3%以上，長短利率的上升預期也影響了全球資本的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市應聲而跌。
　　2014年，美國量化寬松的逐漸退出將是國際金融市場最有影響力的事件。如果美國經濟復蘇帶來就業持續改善，通脹溫和上升，美聯儲將于2014年底之前完全終結QE。那么，美國加息也只是個時間問題。經濟復蘇、利率上行和資產收益率提高，將吸引大量國際資本流向美國，此外，歐盟和日本的復蘇也會使得部分資本回流，這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將形成資本外流的壓力，尤其在資本項目開放的政策改革背景下，2014年的市場流動資金供給將進一步體現外部市場變化帶來的沖擊。
　　總之，從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邏輯來看，上述各種風險糾纏在一起，局部有可能互為因果，彼此強化。如何在充滿風險的改革過程中去博取制度的紅利，要看新一代領導人的智慧和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