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
　　記者 王南
　　按照中共十八大報告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綱領，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確立改革的具體行動規劃和實施方案。怎樣看待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問題？如何進行重啟改革的戰略設計？我們對三中全會和今后的改革前景應該抱有何種期待？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
　　長期關注現實問題和改革走向的竹立家認為，未來30年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以“公正”為核心價值重構改革話語，建立良好的社會主義社會運行機制，使中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信任的社會，使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感到尊嚴、幸福和安全，最終使社會主義成為人類文明走向的一個重要選擇。
　　中國進入“雙型轉型期”
　　在“風險文明”和“風險社會”相互疊加的狀況下，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如何走？政府責任重大，領導者將是關鍵角色。
　　中國經濟時報：歷史充滿群星閃耀、狂飆突進的時刻，也有萬馬齊喑、民生多艱的痛苦年代。從較長的歷史背景看，我們現在身在何處？是在一個偉大時代的門檻上嗎？
　　竹立家：當今世界文明又處于一個重大的“文明轉型期”。新的文明向何處去，如何從一個“不確定性”狀態中發展出一個“確定性”的未來，人類需要價值重構和制度反思，需要高超的智慧打破習慣性的“價值迷思”和“制度依賴”。這就是說，人類文明現實的“建構”和“解構”還處于一個過程之中，處于發展之中。這意味著某些人的“意識形態終結”的童話已經“終結”，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兩種“制度形態”生死攸關的競賽還在進行之中，人類文明的“精神家園”還在重塑之中，我們被拋入一個全新的“境況”之中，我們進入一個“風險文明”時代。
　　與人類“文明轉型期”同步，中國也進入重要的“社會轉型期”。這就是說，中國處于一個“雙型轉型期”：人類文明轉型疊加中國社會轉型。這種狀況導致了中國社會轉型的艱巨性和風險性，需要我們在理論建構、價值重塑、制度改革上顯示出高超的智慧、堅強的決心和社會的良心。轉型就意味著不確定和風險，特別是未來5到10年的改革是一個艱巨的挑戰，在“風險文明”和“風險社會”相互疊加的狀況下，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如何走？政府責任重大，領導者將是關鍵角色。
　　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2013年將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我們有可能處于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時間窗口”，未來五到十年乃至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改革與發展戰略將通過這次會議來確定。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我認為，對風險社會的理論解讀，必須擯棄空洞無物的理論敷陳，擯棄教條主義對現實的“超現實關懷”，把改革與發展的謀劃真正放在現實的維面上。因為現實是“質樸的文本”，只有對現實文本的正確解讀，才能真正抓住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也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改革方略，才能不錯失改革良機。
　　從現實的角度講，我認為中國目前的現實狀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即深層結構和現實表征。深層結構主要是指社會的“結構性緊張”比較突出：首先是“利益結構的緊張”，主要特征是社會的貧富分化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文化結構的緊張”，主要特征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導致社會心理與個體心理失衡，這種狀況致使社會危機向個體危機的加速轉移，使個體成為激化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引爆點，社會極端事件頻發；再次是“價值結構緊張”，在我國目前的現實狀況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沖擊下，主要特征是傳統價值、社會主義價值、資本主義價值等多元化價值的沖突，從而導致社會的基本價值虛化和人的行為失范，導致社會虛無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盛行，人們沒有了正當的價值追求；最后是“制度結構緊張”，主要特征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結構性緊張，由于經濟學的霸權主義，經濟成了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這種狀況導致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間的相互協調成了問題，制度間的沖突比較嚴重，制度組合淡出了改革戰略的視野，從而嚴重地制約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向深層次挺進。
　　由于深層的社會結構性緊張，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步入“風險社會”：第一，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斷下降，這種狀況導致改革與發展效率大打折扣。政府公信力下降必然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國未來的改革、發展、社會穩定等，都面臨著嚴峻考驗，這就是說我們需要花更大力氣強化政府自身建設，堅決地反對腐敗和特權腐敗，通過制度把權力關在籠子里。
　　第二，與第一個問題相關聯，一些公共機構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現象比較突出。一些部門、組織、公共機構，以部門利益甚至個人利益為重，把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置國家、民族、人民和黨的利益于不顧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遷事故等。一旦出現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狀況，社會治理的難度就會加大。所以，政府自身建設首先要注重領導班子建設，抓“一把手”，防止把公共機構變成家天下，一個老鼠真的可以壞一鍋湯，要抓組織的正向激勵機制建設、責任機制建設和群眾監督機制建設，真正通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把權力關在籠子里。
　　第三，理論的“不在狀態”和現實的“不在場”。國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等等。現在我們研究問題，好多部門的領導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基本上是顧左右而言他，脫離現實地進行自我“精神操練”，漠視社會現實狀況和人民群眾的愿望要求。理論不是觀照現實，而是關注政治風向，結果只能是制造大量的理論垃圾，于現實的改進毫無補益。不能只有一個人在說真理性的話，其他人只對真理性的話做注釋。這些問題的產生都與我們的理論不在狀態和現實的不在場有關。
　　第四，主體意識的崛起。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主體身份建構”的時代。俗話說：“形勢比人強”，無論我們愿意不愿意，中國社會傳統的一致性正在向現代的多樣性轉化，特別是微博出現后，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見解，都在尋求身份的表達和自我表達。80后、90后的主體意識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強得多。主體意識的覺醒與強大，是人類歷史進步的一個表征。可是，很多人認為出現不一致會把社會搞亂。古語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們說和諧，就是承認多樣性，只有多樣性才能出現和諧。
　　改革面臨五大挑戰
　　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三農”問題日益突出；腐敗問題趨于惡化；就業問題非常嚴重；社會信任出現危機。
　　中國經濟時報：關于轉型艱難，唐德剛曾有“峽谷”的比喻，而湯因比更將轉型成功與否，作為文明興盛、衰落和消亡的分水嶺。中國30年高速成長之后，“奇跡的另一面”也正在顯露。在您看來，我們面對的關鍵難題有哪些？
　　竹立家：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是非常嚴峻的，具體來講，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現實存在著五大顛覆性問題或戰略性問題，是我們在謀劃未來五到十年改革所必須思考和面對的關鍵現實問題。
　　第一，貧富差距持續擴大。2000年，我國的財富分配是“二八開”，即20%的人占有80%的財富，80%的人占有20%的財富；2010年一個聯合調查顯示，我們的財富分配變成了“一九開”，中國現在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富分化過大也不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公開表明：社會主義是一個較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公正的社會。
　　第二，“三農”問題日益突出。我國在抓城鎮化，大批農民進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財政成本都很高。“三農”問題搞不好，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隱患。
　　第三，腐敗問題趨于惡化。現在的反浪費也好，改作風也罷，都是治標不是治本。我認為，先治標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療，這是正確的。可怎么止血呢？各級主要領導干部要向中央常委學習，公開家庭信息，主要就是三樣：有幾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不要光把黨章、社會價值掛在口上，要落實在行動上。新一屆中央領導上任后，首先改變作風，反對特權，抑制公款吃喝，已經初見成效。
　　第四，就業問題非常嚴重。我國每年約有700萬大學畢業生，近800萬職業院校畢業生，農村非農就業人口年均增加500萬。按照我國每年8%－10%的經濟增長速度，每年的就業能力大約是900萬－1200萬人。每年幾乎有一半的人不能就業，要直面這些問題，采取解決措施。
　　第五，社會信任出現危機。社會信任是一個社會首要的軟實力，也是國家和民族尊嚴受尊重的根本標準。目前，我國的社會信任度下降，社會交易和安全成本上升，有人說，目前社會是啥都靠不住，人與人之間正在失去最基本的信任，領導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兒子靠不住。這話恐怕太邪乎，但不少人卻在理論上認同它。還有毒牛奶、地溝油等，諸如此類，已經形成了一條相互傷害的鏈條。
　　改革亟須戰略轉變
　　改革重點應實現從經濟體制到政治行政體制轉變；盡快完成從現代化到現代性的轉變；從工業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轉變；從管理層壟斷性權力到公民協商性權力轉變。
　　中國經濟時報：在您看來，未來5到10年，乃至未來30年，中國應從哪些方面切入來規劃改革大局呢？
　　竹立家：中國未來的改革要邁上一個新臺階，跨入一個新階段，從宏觀層面來看，改革應實現四個重大戰略性轉變：
　　第一，改革重點應實現從經濟體制到政治行政體制轉變。中國改革的重點要轉移，要健全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權力結構。過去30年，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改革已經基本完成了體制性改革。中國沒有解決的體制性問題是政治行政體制，要以公正為中心，重構中國改革話語。要實現社會公正，權力配置是關鍵；而在權力配置中，人民群眾必須占主導地位。
　　第二，盡快完成從現代化到現代性的轉變。社會現代化是一個過程，現代性是一個結果。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實現一個以社會主義“現代性為中心”的中國夢。根據發展經濟學和發展政治學的觀點，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初級現代化階段。這一階段社會利益比較一致，改革容易達成共識。到了人均GDP4000－6000美元，就進入中等現代化階段，利益出現分化，改革難以達成共識，這一階段又被稱為發展陷阱。而跳出發展陷阱的唯一路徑，就是實現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2012年我國人均GDP達6100美元，“十二五”期間能不能跳出發展陷阱不得而知。可以說，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中國面臨3種發展前景：越過陷阱，進入一個穩定性的、現代性的社會主義社會；掉入陷阱，社會崩潰。倘若社會崩潰，誰都要為此付出代價；止步不前，由此引發“道德虛化”、精神麻木及社會弱智化。
　　第三，從工業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轉變。未來30年是中國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轉型期，我們要實現從生產型經濟、資源型經濟、加工型經濟向技術型、環保型、休閑型、服務型經濟的轉變。關于這一點大家基本有共識，我就不多講。
　　第四，從管理層壟斷性權力到公民協商性權力轉變，即實現從官本位或“權力本位”社會向“公民本位”社會的轉變。說到底，就是要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要求，真正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實現每個人的尊嚴。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按照溫家寶同志曾講的給老百姓五權，即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中國經濟時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了“中國夢”的宏偉藍圖。習近平總書記的闡述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央也出臺了“八項規定”等舉措，在轉變作風、反腐倡廉等方面也有新的動作。這在人民心中引起了新的期待，國內、國際上也引起了廣泛討論。您覺得中國未來社會的愿景應該是什么？
　　竹立家：實現中國夢的標志，就是建立一個人民幸福和有尊嚴的社會，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社會。未來30年的改革，就是要真正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的要求，在現實的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個“公正的”良性社會運行機制。我們知道，幸福是任何一個社會中個體發展的終極目標。幸福不是一個對象性概念，而是一個關系概念。幸福是一種持續、穩定的感覺狀態，這種感覺狀態只能存在于關系中。我們說要建立一個美好、和諧、幸福的社會，就是要建立一個具有良好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社會，建立一個高信任度社會，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人人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長遠目標。
　　從哲學角度講，人有三個最基本的規定性：唯一性；不可重復性；偶然性。美國有位哲學家講過，裹尸袋上沒有口袋。在世的時候，我們渾身都是口袋，貪婪的人裝、貪、偷、拿，恨不得把這個世界都裝到自己的口袋里，死了以后什么也帶不走，一個口袋也沒有。所以要做有意義的事，要學會自尊與尊重他人，要做負責任的人，要與人為善，要認真理解幸福的真諦。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后，中國開始了新的征程，提出了中國夢，社會主義社會的“合理化過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從幸福的角度講，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和良好人際關系的社會，這也是幸福生活的終極的指向。因此，未來30年的改革，其終極價值主要是從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包括良好的人際環境，使我們的社會變成一個高度信任的社會，每個人都感到溫馨和安全。
　　中國經濟時報：歷史上的三中全會使人浮想聯翩。您對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期待能在哪些領域取得突破呢？
　　竹立家：確實，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三中全會”，都是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會議，是確定改革與發展方略的會議。處于社會重大轉型期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應該是一次從整體上、全局上、價值導向上部署未來改革與發展戰略的重要會議，是堅持改革與堅持開放不動搖的會議。政治上的反腐和政府自身建設、經濟上的調結構、社會建設與民生發展、在新的國際關系形勢下的和平發展等，都會納入我們的戰略視野。總之，改革必須立足現實，解決現實發展中所提出的問題，秉持“社會工藝學”的態度，把我們所遇到的問題運用改革的手段，認真負責地一件一件做好，逐步使社會主義的理想符合現實，使社會主義現實趨向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