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熨平經濟周期的重要工具在中國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下行階段。然而，宏觀層面的經濟刺激政策就像是一劑中藥，帶著三分毒性。
　　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白朋鳴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經濟刺激政策對于克服金融危機的沖擊產生了積極作用，有效地保持經濟一定的增長，但是實質上效率并未隨經濟增長數字同步上升，因此在所有“后遺癥”中，通脹的威脅最為明顯，雖然國家主要投資基礎建設領域，但還是存在重復建設的問題，投資效益低，尤其像鋼鐵資本密集型產業已經出現產能過剩卻依然不斷擴張，經濟的增長步伐放緩與產能過剩的矛盾越來越激烈。
　　自2008年我國為抵抗金融危機、擴內需、保增長而推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以來，“4萬億”的投資效果逐步顯現。然而，早在計劃誕生之初就有觀點認為，單純依靠投資拉動的GDP增長只能實現短期增長并且引發通貨膨脹，現在，由4萬億帶來的貸款增加、流動性增加的問題也已日益凸顯。如何擺脫經濟下滑但同時又不犧牲結構性調整已甚為緊迫。
　　在傳統刺激政策的后遺癥越來越明顯時，中國的宏觀政策操作空間已經收窄。隨著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已很難再指望新的經濟刺激政策。面對持續低迷的實體經濟，沒了“4萬億”，什么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源動力?
　　有觀點認為，啟動中國居民巨大的消費能力，才是經濟復蘇的關鍵。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羅仲偉看來，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的主動性訴求，是最核心的動力來源。
　　“我們現在是政策依賴型經濟。”羅仲偉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不光是國有經濟，民營企業也是跟著政策走。政策怎么指揮，人們就怎么做。這是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色。對發展來說，特別是后發的地方，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我們過去30多年的發展經驗，也是通過政策來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大家來競爭投資和產業，最后使各地經濟得到發展。這是我們發展快的原因。
　　“但同時也是造成現在經濟的怪現象的原因。”羅仲偉說。
　　羅仲偉表示，現在我們需要很好地反思政策的作用。“經濟政策是一種宏觀調控手段，既有普適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有差異性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差異性政策體現了政府對發展的一種基本的判斷和導向，但長期這樣做，就變成了政策依賴。政策是怎樣導向我就怎么走，企業自身的主動性沒有了。”在他看來，如果企業不是根據自己的發展需要和要求去做，而是根據政府的政策導向，就沒有了自身的發展動力。
　　“現在強調企業主體，企業必須有自身的發展訴求。”羅仲偉表示，現在我們的經濟發展不是實體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鼓勵創新，鼓勵從低端向中高端發展，這都需要時間來積累和沉淀，但沒人去做。因為政策都是短期的，變化太快，政策的短期化又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投機化，功利化。像產能過剩，為什么明明知道市場已經供大于求了，大家還是要生產?為什么市場信號不能調整企業行為?就是政府的政策在發揮影響，地方政府在博弈。”
　　羅仲偉強調，隨著生產成本的提高和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我國經濟一定要進行轉型升級，而且必須將這種行為變成企業本身的行動，要從整個宏觀層面給企業動力，不能再靠政策刺激，而是要給予企業一個很好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