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4月份的經濟數據顯示，經濟下行的風險仍在進一步加深。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務院醞釀了新一輪擴大內需政策，包括加快審批基建項目、促進節能家電消費、加大企業減稅力度等。其中，促進節能家電消費，是繼鼓勵汽車、家電下鄉等刺激消費政策之后，又一項比較直接的擴大內需政策。 
　　必須承認，擴大內需作為一種手段，雖然對穩定經濟增長、遏制經濟下滑具有非常直接和有效的作用。但是，如果操作不當，也會像前幾年的政府投資一樣，留下不少“后遺癥”。也就是說，擴大內需決不能為“保增長”而保增長，而必須將擴大內需置身于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大循環之中，與經濟結構調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管理行為規范、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有機結合起來。
　　首先，要以不損害未來經濟利益、經濟機會、經濟前途為前提。從亞洲金融危機到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投資和出口兩駕馬車，消費的作用一直顯得比較四平八穩，沒有突出的表現。其中，從亞洲金融危機到此輪金融危機的10年中，主要依靠的是出口拉動。而從此輪金融危機到現在，則以投資拉動為主。
　　這個時期出口拉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只講數量、規模，不講質量、效益，過度消耗勞動力紅利、資源、環境等可利用的條件，導致出口企業沒有很好地在技術、品牌、核心競爭力等方面下功夫，結果，在國際市場環境發生變化以后，出口企業便集體陷入困境，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就越來越微弱。
　　而從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投資拉動的情況看，由于過度強調了“保增長”需要，更直接地說就是眼前需要，而沒有很好地對金融危機的走向、可能延續的時間、其他國家可能采取的措施等進行很好的研究。因此，在制定投資政策時，過度擴大了非生產性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的范圍和作用，導致資金大量流入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等領域，不僅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結構出現了嚴重失衡，而且造成市場流動性嚴重過剩，引發物價快速上漲，以至于到現在仍受到物價上漲的困擾。
　　所以，要擴大內需，并通過擴大內需穩定經濟增長、遏制經濟下滑，就必須把目標放遠一些，把眼光放寬一些，切不可顧此失彼，為了“保增長”而損害未來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其二，要寓擴大內需于經濟結構調整之中。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但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卻始終沒有真正體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結構沒有有效引導消費的功能，至少，沒有很好地發揮對消費的引導作用。這其中，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是最根本的原因。
　　經濟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布局不合理，無論是全國性的經濟布局還是地區性的經濟布局，都存在完全雷同化的現象，沒有輕重之分，未能形成像美國那樣提到某個地區、某個城市，就想到某某產業、某某產品的格局。從而，對消費產生了遏制作用；另一方面，重復投資、過度競爭。由于經濟布局的不合理，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重復投資、過度競爭，從八十年代的輕紡工業到九十年代的電子工業再到近年來的汽車工業，以及風電、太陽能等行業，幾乎都是這樣的結局。過度競爭的結果，也使消費形成了大起大落、或上或下、或火或冷的現象，使消費者無法科學消費、合理消費、理性消費。
　　所以，如何把擴大內需寓于經濟結構調整之中，用經濟結構的優化帶動消費需求的優化，用消費需求的改善促進經濟結構的改善，真正把中國的消費需求激活，從而為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撐，為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和變化提供良好的基礎。
　　再者，要擴大內需，就必須調整和改革社會分配制度，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消費需求不旺，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明顯，很大程度上，與收入分配不公有關。社會財富向少數人快速集中，無疑是最突出、最嚴重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要有效減少諸如房地產、證券、金融等行業的“造富平臺”，遏制各種嚴重違法行為，打擊貪污腐敗等。在此基礎上，通過降低企業的稅負，增加企業積累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使稅收能夠真正與經濟發展同步運行、協調運行，而不是受制于政績，惡化分配行為。同時，要通過降低物流成本等，減輕企業的社會負擔。眼下，有一種跡象需要引起重視，那就是用基礎設施建設拉動投資、拉動消費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講，適度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可以的，但是，在生產性投資沒有有效啟動的情況下，這一手段也必須謹慎行事，切不可再落入前兩年的老路。而要改變這一現狀，如何引導民間投資，是最急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而十分關鍵的一點，就是要研究制定鼓勵民間資本投向實體產業的政策，且這項政策必須讓民間投資者真正看到希望，看到有“利”可圖。
　　總之，擴大內需不能只為“保增長”服務，而要為整個國民經濟服務，為社會發展服務，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