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降，是催生大改革的契機。 
　　經濟上升期、平穩期，原先的發展模式依然可以坐收紅利，沒有人會輕言改革，只有原有發展模式的紅利消失，負面影響突顯之時，改革才可能擁有足夠的動力。
　　今年以來的經濟數據總體而言讓人喪氣，無論是工業增加值、實際使用外資數量、用電量、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銀行貸款額等，均出現明顯下降，并且下降勢頭遠未終止。以往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與投資出現明顯下降，內需無明顯起色。
　　常規提振經濟的手段負作用越來越明顯：如果大規模投入基礎建設，無異于大規模釋放貨幣，可能引發通脹全面反彈；即使央行向商業銀行注入流動性，銀行也不敢輕易貸款，溫州已經出現銀行貸款與贏利全面下降，源于企業贏利空間極其稀薄。
　　提振出口的主動權不在中國，國外消費需求不由中國的生產廠家掌握，更糟糕的是，中國制造一再爆發質量危機引發信用折價，顯示中國低成本與低質量畫上了等號。拉動房地產消費呢？這劑猛藥也是毒藥，房地產泡沫將引發更大的貨幣泡沫，保障型住房無法替代原有的房地產金融鏈條———所有一切矛盾都在顯示，中國經濟模式身染沉疴，需要的不是枝節修補，而是一場由頂層設計所引導的全面改革。這場改革的意義與三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樣重要，當時確定的是走中國的市場化之路，目前要確定的是市場化向哪里去。
　　中國經濟下行類似于日本式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即缺乏拉動經濟的引擎，企業贏利下降、經濟產能過剩，資產價格下行而負債率上升。政府與企業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讓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這是一種老年病，政府再也找不到可以投資的項目，只能在三家村建造博物館，企業不敢輕易投資，因為成本上升、消費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中國在現代工業未完成、城市化未完成之時，就患上了老年病。（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這是不應該生的病。從理論上來說，中國的中西部地區還需要大量投資，企業效率有極大的提升空間，員工素質亟待提高以滿足升級的制造企業的需求。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居民轉為城市居民后，消費增長效應還未曾顯現，中國目前理應處于突飛猛進的時期。現實是，一些地區改革激情漸次消退，理論上的轉型紅利大部分停留于紙面，中西部地區的大規模投資觸碰到債務天花板，內需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消費乏力現象，似乎房地產、汽車消費一旦退潮，中國消費再無引擎。
　　根源何在？
　　中國經濟的全面改革，必須正視兩大關鍵問題：一，企業微觀高效與宏觀制度性低效并存；二，不公平的市場導致消費兩極分化，使中國缺乏產業升級的動力。
　　微觀高效無處不在。企業把成本壓到最低，中國的企業家、員工可以長期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政府可以實行一條龍服務，在高科技園區的某個辦公樓內集中辦公。筆者在某個代工企業曾經親眼見到，從流水線到車間門口，工廠電瓶車的停車間距被固化設定，以節省時間，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投資進入廢舊品行業以降低原材料成本，筆者在論壇上一再見識到政府如何充滿熱情地招商引資。
　　很可惜，微觀高效難抵制度性低效。中國經濟制度設定上存在巨大問題，由于各自為政，中國沒有形成統一的大市場，大物流。
　　中央政府所設定的鋼鐵產量被地方政府輕而易舉地突破，中國的粗鋼產量一再創出歷史新高。中國高鐵四處開花，原有的鐵軌使用效率沒有相應提升。筆者工作時經行一段鐵路，每天只有寥寥數班車通過，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目前許多城市正在進行城市綜合體大躍進，地方政府的激勵功不可沒。市場的分割造成省域經濟甚至縣域經濟大而全，一窩蜂進入汽車、新能源、電子等行業，請別說這是市場的選擇，市場會進行資源優化配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背后，是因為中國事實上缺乏統一的市場，在稅費征收等方面缺乏統一管理，這才讓所有地區對總部經濟趨之若鶩，背后是對稅源的激烈爭奪。在黃亞生教授對汽車等行業的研究中，對此有著詳盡的分析。
　　中國企業常常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那些死命降低成本、產品質量堪憂的企業，讓誠實經營的企業無路可走，忠實地踐行“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內訌哲學。
　　這是激勵機制錯位與監管低效的明確標志。對于視成本如生命的制造企業而言，當同行業其他企業可以堂而皇之地排污、生產低劣產品，遵守游戲規則的企業就是死路一條，他們只有同流合污才能生存。全社會范圍的食品安全事件動輒震驚朝野，甚至連一向講求質量的房地產企業萬科，都一再爆出質量門事件，說明目前的激勵制度已經錯誤到離譜的程度，說明中國未能形成鼓勵企業升級的制度性監管環境。
　　中國市場的不公平顯而易見，先不要說大型企業與中小民企存的生存環境相隔天壤，從消費領域便可見端倪。中國消費出現剪刀差現象，高端奢侈品供不應求，豪車銷量節節上升，中國經濟不僅未老先衰，更出現了未強先培育出一批消費特權階層，以暴發面目滿世界消費奢侈品。中端消費品難有起色，這恰恰打壓了處于產業升級期的制造企業，他們生產的中高端產品缺乏國內消費者，連中產收入階層都開始拒絕“中國制造”。不公平的市場、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必然造就消費領域的兩極分化，這是中國內需不振的根本原因。
　　權貴市場注定無法形成穩定而安全的社會經濟生態，于是有資金、有技術、有權力者源源不斷移民，因此缺乏資金與人才還在其次，人才與資金如水逐好環境而流，中國經濟缺乏信心才是致命傷。建立信心絕不是朝夕之功。
　　微觀經濟體內部已經在醞釀改革，如外資流向中部地區，流向服務行業，越來越多的房地產企業向服務、環保等領域挺進。就宏觀方面而言，體制內出現開明改革派，大力呼吁從社會結構到經濟的全方位改革。
　　這場改革的重要性決定中國未來命運，是追求現代化的百年艱難過程中的又一樞紐，呼應這一改革、推進這一改革、建言這一改革，是信心尚未完全消失、立足于本國的國民的惟一選擇。目前改革處于兩個方向的尖銳抉擇，或者走向相對公平的市場，或者回到計劃經濟時代重溫往日崩潰噩夢———中國，還有其他選擇嗎？公平而高效的市場，是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