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赫榮亮
    近年來，各國紛紛提高礦產稅賦。進入2012年，繼印度、越南提高鐵礦石稅賦后，3月下旬澳大利亞議會參議院通過了礦產資源租賃稅法案，從今年7月1日起，對年利潤超過7500萬澳元的鐵礦石、煤企業征收礦產資源租賃稅，稅率為應稅利潤的30%。澳大利亞一旦通過了征稅法，影響將波及全球市場，同樣對我國市場具有重要影響。我們還看到其對我國礦產資源領域深化稅改也有重大借鑒意義。
    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租賃稅短期內稅賦難以轉嫁。
    首先，一般來說，營業稅、增值稅等間接稅易于稅賦轉嫁，繳稅人并不是稅賦的最終承擔者，而公司稅、財產稅等直接稅，稅負不能或很難轉嫁。此次，澳大利亞征收的礦產資源租賃稅，稅種應該算資源稅，但課稅對象是企業利潤，這更具企業稅的特征。
    其次，目前全球鐵礦石供求處于偏弱格局，同樣也造成了澳礦產資源租賃稅短期難以向下游轉移。
    再次，全球市場價格是由鐵礦石的邊際成本決定的。在全球的各個產區中，澳洲的成本屬于最低的。而中國、越南等貧礦多的國家，開采成本較高，全球鐵礦石的邊際成本應該由這些地區決定的。這樣，位于邊際成本以下，澳大利亞礦石企業增稅成本上升，暫時無法實現漲價轉移成本。所以，澳大利亞以礦石企業利潤為課稅對象，對市場影響在短時間內難以體現。
    澳大利亞征稅最終會對行業產生間接影響。
    一方面，礦石企業有稅賦轉嫁傾向。這次，礦石企業利潤被征稅三成，企業有向下轉移成本的動力。而且，全球鐵礦石的壟斷市場格局，易于將稅賦轉嫁到下游用戶。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征稅將抑制長期鐵礦石市場供給。盡管這次法案將尚未贏利和處于投資回收期的礦山排除在外，但對礦山增稅將改變市場的投資風向，抑制澳大利亞鐵礦石的開采。
    征收一定的資源稅，這將對礦石企業的后期贏利形成考驗，甚至直接吃掉全部利潤。其中，中國鋼廠在澳洲投資礦山較多，如寶鋼、鞍鋼、中信泰富等，礦業稅改革措施落實，將增加我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礦業的風險。
    澳大利亞征收礦產資源租賃稅，對我們深化稅收制度改革有借鑒意義。
    首先，要注意稅賦轉嫁。近些年，我國也開始提高資源等品種稅賦，天然氣、石油、鐵礦石等品種，以資源稅的形式按比例征收，在我國征收稅賦的過程中，稅賦會很容易轉嫁到下游。而澳大利亞政府提高鐵礦、煤炭品種的資源稅賦，是通過征收企業利潤為對象，盡管不能杜絕對全行業的影響，但稅賦會暫時大部分地由礦山企業承擔。
    澳大利亞政府不愿意對本國礦業生產造成打擊，通過直接對礦產企業的利潤課稅，從而選擇了征收企業30%的利潤稅，即所謂的“資源超級利潤稅”，將征稅負擔落在礦業企業頭上，抑制稅賦轉嫁，實現征稅對全行業的影響最小化。
    其次，要注意征稅傾向。澳大利亞的征稅目的相當明確，讓獲利豐厚的礦業公司補貼國家財政，同時要保證整體國民經濟不受影響或影響最小。
    最后，我們要借鑒澳大利亞這種資源稅征稅思路，結合我國實際，提高資源稅賦。我們要堅持的一條原則就是考慮清楚誰最終承擔資源稅，盡量選擇國內市場少承擔轉嫁稅賦的礦產品種，這樣才能增加國民收益。否則像鐵礦石一樣，下游鋼鐵等行業承擔的稅賦大于增收的稅款，盡管財政多收了“三五斗”，但國民經濟整體得不償失。
    最佳效果是征稅增收的稅賦大于國內企業承擔的稅賦，這點就要學習澳大利亞政府選擇增加鐵礦石資源稅的方式。澳大利亞的鐵礦石需求主要在國外，無論稅賦如何轉嫁，最終澳大利亞整體獲益。說白了，增加的是他國企業的負擔。
    因此，我們應該考慮需求在外的品種。比如稀土，有關統計，中國用占全球30%左右的儲量提供了90%的市場規模和貿易規模，一半以上的產品用于出口，出口量占國際貿易的60%以上。（作者單位系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