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
    3月15日，周小川行長對社會上普遍認為銀行存在“暴利”的批評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經濟周期的調整左右著銀行利潤的增長。而前央行行長、現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吳曉靈女士坦言：中國銀行業巨額的利潤的確有不合理的地方,人們的批評并非沒有道理。
    我想說的是，今天中國銀行業流動性風險在不斷積聚，即使銀行業有著豐厚的“利潤”，也沖銷不了這兩年由地方債和樓市按揭貸款所造成的、日益惡化的銀行“資產”。否則，我們無法解釋以下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
    一方面，從銀監會2月發布的報告可以清晰看到：2011年商業銀行凈利潤為10412億元，相比2010年增長36.34%，銀行日均利潤高達28.5億元。而另一組數據是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銀行共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占滬深兩市全部上市公司1.58萬億元凈利潤的四成以上。但我們卻又看到中央匯金公司在支持工商銀行、建行和中國銀行等將2011年分紅比例繼續下調5個百分點的決定。
    同時，它又在2011年10月份，為了給銀行業注資，大幅增持了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
    從本質上講，中國銀行業近幾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資產擴張過猛，比如銀行業為了配合政府救市的行為，放出10萬億元的信貸規模。即使目前地方債和按揭貸款的擴張目前受到了遏制，但是，基于前幾年信貸擴張而構成的龐大資產上的“利差收入”，就根本不受中國經濟開始下滑的影響。
    如果目前我們來深究銀行業“資產”的質量狀況和由此可能帶來的流動性風險，那么，這點“暴利”可能就顯得“杯水車薪”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限制高薪的作用和敦促銀行業分紅的性質完全不一樣，前者是為了防止套現，對銀行業的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后者看似尋求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的解決方案，但是因為銀行利潤的流失會造成銀行在資產質量不良的情況下流動性風險加劇，甚至會使一些銀行出現資不抵債的嚴重后果。
    今天，銀行業最大的問題是“資產質量”。國家對房地產的監管，一方面鼓勵各地的銀行去降低居民首套購房的利率，以促使健康的住房消費增長來“對沖”樓市監管力度過大所可能造成的硬著陸風險；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地強化樓市的整頓，防止社會閑置的資金繼續炒高樓價，造成銀行資產面臨泡沫崩盤的風險。
    同時，國家在努力開拓更多產業發展舞臺，吸引銀行資金大量地進入實體經濟，從而確保銀行資產質量未來能夠隨著經濟復蘇而不斷得以改善。而上述降低分紅和匯金注資等的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銀行流動性增長的空間，從而為今后實業發展帶來的新一輪增長周期和由此產生的銀行資產質量自然改善的市場效果，贏得寶貴的時間。
    總之，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銀行的利潤膨脹而資產質量卻不斷惡化的格局，監管部門要在事前通過強化資本充足率、風險撥備等審慎性監管的手段來抑制銀行在盲目的信貸擴張中所不斷積累的系統性泡沫風險，而千萬不能迷信抵押資產能夠抗衡事后危機的“神奇力量”。
    所以，監管部門除了加大銀行抗衡風險所需要的審慎性監管的力度，而且還應該在繁榮時期加快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步伐，分散銀行業務增長過快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當然，改變中國銀行業盈利能力的現狀也是提高銀行業抗衡系統性風險的必要條件，但是，若不重視改革的最優順序和最佳時機，金融資源集中的銀行業動蕩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惡劣影響，要遠遠大于股市動蕩所帶來的沖擊。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首先要強化中國銀行業內部的治理機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進和合理的薪酬設計等)，然后，需要建立嚴格的“逆周期”的審慎性監管措施，避免“推波助瀾”或“乘人之危”的“順周期”監管方式(繁榮時候放松監管，蕭條時候強化監管)，接著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等金融要素價格的改革，鼓勵健康的金融創新工具。
    最后，在恰當的時候，再向有資質的民資和外資開放中國的銀行業務，提高市場競爭的程度。這樣的安排，是借鑒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量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后得到的總結，以便于我們能夠在優化中國銀行業服務的過程中，使改革可能導致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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