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 
　　　　新保路運動 
　　　　“有一天你旅行也許要經過這條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剝桔子和糖果,你對美景高歌,你可別忘記聽聽車輪下咯吱吱的聲響,那是為這條路捐軀者的白骨……”二戰期間聞名中外的記者蕭乾先生在《血肉筑成滇緬路》的一篇通訊中曾這樣寫過。 
　　　　當得知這條白骨鋪就的公路最完整的一段即將被改造為柏油二級路面時,二戰歷史學家戈叔亞將這消息在微博呼吁保護原來的彈石路面,此舉得到了很多網友的支持。昨日,龍陵縣交通局通過龍陵縣縣委宣傳部和戈叔亞聯系,表明不會在松山—惠通橋老滇緬公路路面鋪設柏油,更不會改造成二級路面。 
　　　　“新保路運動”算是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這場風波也讓沉寂多年的滇緬公路重新進入大眾視野,一起走來的還有有關滇緬公路的那些故事那些人。赴滇緬公路。 
　　　　人物故事 
　　　　滇緬公路通了,汽車也有了,但是司機卻嚴重缺乏,國民政府向當時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求援。在陳嘉庚的號召下,東南亞各地三千多年輕有為的南橋機工回國服務,與祖國同胞并肩抗戰。他們的戰場就是滇緬公路,武器就是手中的方向盤。 
　　　　“我采訪這些奔跑在滇緬公路上的老機工,原本是準備將來寫小說用,但是越采訪越覺得等不及,需要盡快把他們的故事告訴眾人,需要把這段歷史搶救性保護下來。”云南女作家新野激動地表示。 
　　　　從1939年2月到8月,“南僑機工歸國服務團”先后分為九批前往祖國。所有回國服務的南僑機工都在昆明的潘家灣汽車訓練學校進行兩個月的軍事和政治培訓,學習地理、政治、軍事、防空等課程,然后奔赴滇緬公路。 
　　　　現狀未來 
　　　　申報文化遺產的契機 
　　　　“每一個老人有每一個的特點,全都出乎我的意料。今年的7月7日,一些南僑機工二、三代,以及關注這段歷史的專家學者將駕車從新加坡出發,沿著70年前機工回國抗戰的軌跡,重走滇緬公路。要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又不在了,每個人都將無比失望。”新野遺憾地說。 
　　　　戈叔亞向記者說,“我剛陪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以及美國克萊斯勒吉普車公司考察完滇緬公路,這一段是美國方面提出必須要走的,可見人家對歷史遺址的尊重。” 
　　　　無數次考察過滇緬公路的戈叔亞,明確這段公路目前已經是一條鄉村公路,交通流量并不大,當地政府改造無非是要給旅游者提供更便捷的硬件設施,“但是,想一想,大家到那旅游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不就沖著那段歷史,要看戰爭遺址嗎?用破壞戰爭遺址的方式來吸引游客去參觀戰爭遺址,這真是聞所未聞。”戈叔亞無奈地說。 
　　　　但在無奈中,眾多網友力挺他保護此段公路的建議。這也讓沉寂數十年的滇緬公路重新回到了大眾視野,“這可能將會是滇緬公路申報國家文化遺產的最佳契機。你看貴州的24拐,不就是一張照片引發的討論,最后申報成功嗎?”戈叔亞說,“但不管申報與否,首先是要停止改造,而非用改造來做申報的條件,那假如申報不成功,不就沒得救了嗎?” 
　　　　昨日,龍陵縣交通局通過龍陵縣縣委宣傳部和戈叔亞聯系,表明不會在松山—惠通橋老滇緬公路路面鋪設柏油更不會改造成二級路面。 
　　　　羅開湖 
　　　　橋斷后,同事燒了車,抱著車輪跳入江中 
　　　　在那些南洋機工中,有一些已在昆明落地生根。已經95歲的羅開湖,從馬來西亞跟隨第八批機工回國抗日。 
　　　　他16歲父親去世后,跟隨叔叔學會駕駛,后在叔叔的呼吁下,和兩個侄子羅豫江、羅豫川一起踏上了北歸之征。 
　　　　1942年5月,仰光淪陷。撤退的軍隊、搶運物資的貨車、無數驚恐的難民統統擁擠到狹窄的滇緬公路上,局勢混亂不堪。 
　　　　羅開湖擔心車上的軍用物資落到日本人手里,就下定決心要把車開回昆明,在經過連接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橋時,身后突然傳來槍聲,羅開湖不知發生什么事,趕忙把車停到路邊。 
　　“轟”的一聲巨響后,羅開湖回頭望去,幾丈高的水柱沖天而起,一瞬間,橋斷路毀。 
　　　　不一會兒,就見怒江對岸燃起熊熊烈火,原來那是沒有來得及過江的機工們,為了不把物資留給日本人,點燃汽油燒了車和物資。之后,一些機工抱著車輪,跳入滾滾江水中,他們只能看著工友們被江水吞沒。 
　　　　羅開湖站在江這面,看著一些沒能過江的機工,被日本人殘酷殺害,有的被活埋。 
　　　　1948年,本已辦好回馬來西亞一切手續的羅開湖,因錯過上飛機的時間,從此留在了云南,并扎根于此。 
　　　　蘇榮祿 
　　　　滇緬公路上最年輕的駕駛員 
　　　　在新野采訪的10位南橋機工中,85歲的蘇榮祿算是如今在世的最年輕的南橋機工了。他在兩歲時生母去世,被叔叔和嬸母接到新加坡養育。 
　　　　蘇榮祿的叔叔時任新加坡《星洲日報》編輯。由于蘇家和“萬金油大王”胡文虎關系較好,叔叔后來被調到廣州“永安堂”(胡文虎的藥材連鎖店)任經理,他也隨叔叔一家到了廣州。抗戰爆發后,因廣州戰事吃緊,他被送往昆明“永安堂”。 
　　　　到昆明后,他與親人失去聯系。年僅12歲的蘇榮祿便進了西南運輸處給大隊長當小勤務兵,從此便和南僑機工們生活、戰斗在一起。1939年,他跟隨大隊長到緬甸臘戍接車,在臘戍一呆就是一年。 
　　　　1940年3月,西南運輸處組織“華僑運輸先鋒第一大隊”,蘇榮祿被調到先鋒隊擔任保養汽車的機工。一年后,由于滇緬公路上的運輸任務緊張,司機的缺口很大,他在大隊長的推薦下到了運輸人員訓練所學習開車,不久后,他出師了, 15歲就成為了一名正式駕駛員。 
　　　　由于滇緬公路路況不好,有一次他們被擁堵在路上,剛好遇到敵機轟炸,他跳出駕駛室,臥倒在一條壕溝里。但日本飛機對車隊進行狂轟亂炸,一名同事被炸后,尸體飛到他身上。等轟炸結束后,他推開尸體時發現自己滿身都是血,以為自己受了傷,當時被嚇得大哭。 
　　　　同事沒了,可運輸還得繼續,他駕駛著車頂被炸塌的車輛一路艱難地行駛著…… 
　　　　抗戰勝利后,蘇榮祿從戰車營被選調到第五軍,擔任軍長杜聿明的私人司機,軍銜至少尉副官。但因無心內戰,離開部隊,轉道香港。 
　　　　李偉慶 
　　　　救護車側翻,螺絲釘扎穿大腿 
　　　　“我是從印尼開著救護車回來參加抗戰的。”李偉慶老人第一句就讓新野遭遇一頭霧水。 
　　　　原來,抗戰爆發后,在印尼巴達維亞,也就是今天的雅加達,以著名的醫學博士柯全壽為首的僑領,組織了一個“支援中國慈善事業委員會”。印尼的華僑在很短時間內就籌措了一大筆救濟款,購買了大量的藥品、救濟品和慰問品,同時還捐贈了三十多輛救護車。 
　　　　回國后,因軍車緊缺,1938年8月滇緬公路建成后,李偉慶受命帶著救護車隊前往云南畹町,“在滇緬路上我差點就丟了性命。”老人邊說邊展示了腿上一個碩大的傷疤。 
　　　　1939年的夏天,正逢云南雨季,他所在的紅十字車隊,剛從畹町運載了一批藥品到貴陽,就又接到命令搶運一批重要物資。于是不顧疲勞連續出車,一行五部車子,他當領隊負責殿后。 
　　　　那時,為了躲避敵機轟炸,軍事委員會規定,惠通橋只能在下午3時到第二天9時前通行。車隊來到惠通橋邊時,排隊等通行,下午4時許,車隊順利通行,可等他把車開過惠通橋后,在一道陡坡上打滑,車子傾覆翻下山去,在距離怒江邊幾米處被一塊大石塊擋住。 
　　　　他被甩出車外后被車子壓住,左腿被車底盤下的一顆螺絲釘戳穿,血流不止,當即昏迷過去。 
　　　　等他蘇醒過來,發現自己被“釘”在車子底下,動彈不得,成群的蚊蟲蒼蠅則正在輪番地“轟炸”。 
　　　　因為天快黑,過往的車輛很難發現他,車隊其他車子又都在前面,雖然之前約定晚上在臘勐車站集合。但等他們發現再回頭找,已不知什么時候了。 
　　　　正在他一籌莫展時,一場大雨救了他。頂在大腿下面的那塊石頭在大雨沖刷下慢慢松動,他趁機用手扒開周圍的泥土,最后在石頭滾落后,才將左腿從螺絲釘里拔出來。 
　　　　他爬出車底不久,車隊的同事提著汽燈趕到,因為自己車上裝的是易爆炸的桐油。大家把汽燈滅了,摸黑將其救出。這塊疤也永遠地留了下來。 　　 
　　　　李亞留 
　　　　為紀念自己的滇緬歲月,給巴士取名“昆明” 
　　　　2009年新野到馬拉西亞采訪存世的南僑老機工時,遇到了已經93歲的李亞留老人,他是第一批回國的機工。70年前的那個小伙子早已老去,只有記憶里那擲地有聲的豪言壯志依舊在回響, “拿您的血和肉去收回祖國的失地,爭取民族真正的解放和自由。”“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國奴。” 
　　　　老人最引以為傲的是自己在滇緬公路上抓獲了一個日本間諜。有一次李亞留的車隊剛行進到功果橋附近,突遇日機來轟炸,最后功果橋被炸斷了,運輸隊只好用空汽油桶鋪放在瀾滄江上,搭建臨時浮橋來運送物資。李亞留當時覺得奇怪,為了躲避日軍轟炸,車隊的行蹤都很保密,有時都是白天藏在山里,晚上才行進,日軍怎么會知道呢? 
　　　　那以后,他開始留心身邊每一個陌生人。有一天,一個乞丐向他討飯,心細的李亞留一看,乞丐的雙手不像討飯的,當即把他帶到憲兵部去,后來審查出來,果然是一個替日本人工作的間諜。從那以后,日本人的轟炸就失去了準星。 
　　　　緬甸淪陷后,李亞留最后一次駕車駛經滇緬公路,將車上的抗日軍火還有緬甸愛國華僑安全載送到陪都重慶后,飛往印度加入了遠征軍,在加爾各答的機場開車運載軍用物資,直至抗戰結束,于1947年從印度回到沙撈越古晉。 
　　　　之后,他買了一輛小型巴士在古晉街頭跑運輸,為紀念那激情燃燒的光輝歲月,他給巴士取名“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