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凱
    據媒體報道，面對從沿海向內陸蔓延的 “用工荒”，東西部城市打響了對農民工的爭奪戰：一方面是紹興等沿海城市高薪延攬，另一方面則是重慶等西部城市政企聯手截留。
    爭奪之焦灼并非沒有原因，以農民工為主力的低端服務業維系著城市血脈的暢通。 “用工荒”乍現威力，城市居民就感受到了家政、裝修、快遞的緊俏。多付點薪水倒也罷了，市民最擔心的是，以后會不會每天都像春節的快遞行業那樣，花錢都買不到急需的服務。
    如此語境之下，爭奪已有的農民工存量資源，幾乎是城市管理者的本能。卻未必是長久之計。 “用工荒”究其根源，還是與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 “人口紅利”消失有很大關聯，這個趨勢可以預見且難以避免。近3年，農民工后備力量已經減少了2000萬人，2015年之后供需矛盾可能會更加突出。
    對于農民來說，外出打工也越來越缺乏 “比較優勢”。尤其是年初的一系列惠農政策勢必引發連鎖效應：中央1號文件強化水利建設，每年投入600億到800億元，各地紛紛調動經濟杠桿鼓勵農民參與；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十項舉措扶持糧食生產，幾乎每一項都精確到每畝補貼多少錢。 “要不要到城市里打工？”農民心里自然有個小算盤，好好算算自己的 “機會成本”。
    相反，通脹壓力導致城市生活成本高企。所謂 “高薪延攬”增加的幾百元，或許難以對農民工形成足夠的吸引力。更何況，對生活的追求，幸福感才是根本。與 “扛著蛇皮袋”的父輩相比較，“提著拉桿箱”的新一代農民工是否愿意繼續在軍事化管理的工廠里耗費青春，是令人存疑的命題。
    對于城市管理者來說，與其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事倍功半地 “爭搶”本已稀缺的農民工，不如轉換思路，從城市的內部挖掘勞動力潛力。在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服務業已然打破對年齡和用工時間的限制。白發司機、老年門童憑借對城市的閱歷，兢兢業業地工作；崇尚自由的青年人也許沒有一份長期工作，但靠各種零工仍然能夠體面地生活；勤工儉學的大學生，靠照顧小孩或者老人，可以維持一個學期的生活費。
    而在中國，本地市民介入服務業遠沒有形成氣候。這固然與傳統的觀念有關，但如果城市管理者在政策上予以創新和推動，再加之人力成本上揚這一必然趨勢，勞動力向新領域的流動應屬水到渠成。
    此外，一些國家雇傭 “外勞”的經驗，也未嘗不可借鑒。有媒體報道，月薪3500元人民幣左右的菲傭已悄然入滬，稍許彌補了高端家政行業的不足。但她們 “擦邊球”式的工作簽證，使其難以形成氣候。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是否可以制度創新，允許菲律賓、越南甚至非洲國家的 “外勞”試點先行？
    不爭，并不表示無為。從內外兩個渠道開源，服務業的勞動力供給應不致枯竭。或許，我們也會有那一天，本地市民、外地農民工、外籍勞工，都可以在服務業實現共存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