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常河山
    自10月11日《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 （以下簡稱《法案》）在美國參議院通過以來，作為經濟問題的關注熱點——人民幣匯率話題再度被美國熱炒。美國國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日前就美中經濟關系舉行聽證會，部分議員甚至揚言不惜對華發動“貿易戰”。
    那么，中美貿易戰是否一觸即發？一旦貿易戰來了，對中美鋼鐵貿易會有哪些影響？該如何應對？下面聽聽有關專家怎么說。鼎金財經網分析師張旗：
應對人民幣升值重在揚匯率波動之長
    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法案》，要求政府對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懲罰性關稅。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為了迫使人民幣加速升值。中國政府明確表示，該《法案》損人不利己，是保護主義的表現，中國表示堅決反對。
    實際上，美國強調人民幣升值，針對人民幣匯率大做文章的類似事件由來已久，最終歸結為政治層面因素，這是在為美國低迷的經濟以及高企的失業率尋找借口。導致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并非一味逼迫人民幣升值就可以解決。兩國的貿易失衡，在于中美投資和貿易的結構性差異。
    10月27日，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大約8000萬美元鋼輪實施一項反傾銷稅，其稅率為193.54%。可以看到，提高關稅、反傾銷稅等舉措將會限制我國鋼鐵產品對美出口。可以預見的是，一旦發生貿易戰，對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均不利。
    據統計，2010年我國粗鋼總產量為6.28億~6.29億噸，累計出口鋼材為4255.60萬噸，年出口占比6.78%，還不足10%。從上述情況來看，盡管匯率波動，尤其是人民幣升值，都會推高中國的鋼鐵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降低產品國際競爭力，但由于我國鋼鐵行業整體狀況是以滿足內需為主，出口比例很低，所以即使發生“中美貿易戰”，也不會對我國鋼鐵行業運行產生實質性的不利影響。
    由匯率波動引發人民幣升值，對鋼鐵行業有利有弊：抑制出口，不利于貿易結構的合理優化；但同時也降低了我國進口鐵礦石的成本，提高了我國鋼企對外礦山項目的投資力度等。企業能做的就是揚長避短，把握匯率波動中有利的因素，避開不利影響。同時，企業還要善于利用規則，而不是單純地接受規則。鋼鐵界資深人士楊延齡：
鋼材出口美國比例不大匯率波動影響有限
“貿易戰”早就有了，美國對華鋼鐵包括鐵合金一些品種反傾銷由來已久，對于眾參兩院的反華輿論也聽多了。
    如果美國眾院在這個時期，推動《法案》且得到總統批準，那將反映出美國的不明智經濟思維。一是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二是歐洲經濟局勢不明朗，等待中國出手援助。盡管美國對歐洲經濟形勢態度有些微妙，對中國假若出手也五味雜陳，但從有利于全球經濟角度看，歐洲經濟若轉好，對美國也有利。“貿易戰”只能兩敗俱傷。雖然中國對美國出口一直保持貿易順差，但對鋼鐵而言，出口美國產品占比不是很大，且都是附加值不是很高的產品，至于負載鋼鐵的金屬制品也只賺個加工費。相比之下，美國貿易戰對我國鋼鐵行業的殺傷力遠不及國內政策變動，如金融緊縮、銀根抽緊的影響力大。
    中美貿易糾紛對中國來說，更多的是警示。中國能較早走出經濟危機，靠的不是出口，而是國內需求市場。以出口為主要導向的發展模式，在未來市場將面臨更多的挑戰。所以，政府在設計發展模式和制定政策時，要有更宏觀的戰略思維。作為企業，無論在產品的研發與市場布局上，還是在市場運作與經營上，都應該把重點放在提高技術含量、充分挖掘國內市場、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和個性化服務方面。如此下去，中國經濟的未來才會不斷向好。鋼鐵界著名分析師馬忠普：
鋼鐵出口要警惕國際貿易保護主義
    針對美國國會議員熱炒《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對所謂“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懲罰性關稅，中國外交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隨即發表聲明：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單方面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錯誤行為。在世界經濟沒有擺脫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疲軟時期，美國一些議員在中美之間單方面搞貿易保護的做法，對中美貿易雙方都會造成嚴重傷害。如果美國一意孤行，中國政府將堅決采取措施，以維護中美之間的貿易公平。
    美國所謂的對華貿易戰，即減少從中國的進口。從現實看，美國需求決定其減少從中國進口后就要從其他地區增加進口以補充需求缺口，所以其進口量不會減少很多。
    但中國的反制措施，一定會減少從美國的進口。到頭來，受貿易傷害最大的是美國。因此，美國許多商會，甚至州政府都上書美國政府，要求不要發動“中美貿易戰”。實際上，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看出了這一點，并表示不支持該項法案，即使在召開的20國峰會上也不討論人民幣升值問題，而是集中討論歐債危機。
    2011年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升值3.7%，2010年6月份中國政府重啟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已累計升值7.4%。但為什么美國參眾兩院還有人要搞“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呢？
    這主要源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以貿易制裁相威脅，強迫人民幣加速升值，唱衰中國經濟，這一點歐美是一致的。二是美國議員的政客因素太重。為了轉移國內經濟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民眾不滿情緒，政客們為了自己的選票，紛紛把國內問題指向國際化，指向中國，但這種錯誤做法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是由美國經濟結構和華爾街金融政策決定的。據統計，美國經過多年的去加工業和擴大金融業，已經使美國制造業萎縮，而金融資本卻迅速占美國凈資產的40.5%。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已經誤導美國通過印發鈔票、增加債務、全球采購消費品，實現超前消費，維持美國的繁榮，這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一些議員違背經濟規律，將經濟低迷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嫁禍于并非根本的匯率上，并不斷炒作，向中國施壓。中國的人民幣匯率變化，不會受美國的干涉。2011年9月份，我國出口鋼材421萬噸，進口鋼材133萬噸。其中，出口美國鋼材不到13萬噸，呈現環比回落趨勢，所以中國鋼鐵不必為中美匯率戰擔憂。
    中國經濟的承受力不比美國差，只不過是由于歐美經濟的不景氣，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已經呈現抬頭趨勢。2008年上半年以前，我們很少聽說國際鋼鐵貿易中有反傾銷訴訟，但是這兩年明顯增加，這就要求中國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斷適應國際市場的新變化：一方面，提高對人民幣升值趨勢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提高鋼鐵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
中國要盡快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場
    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法案》，要求美國政府調查中國是否存在故意壓低人民幣幣值的行為，以決定是否懲罰所謂中國操縱匯率的行為，在美國經濟危機四伏的年代，在美國總統大選來臨之際，重新撿起匯率這張牌，給世界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非同小可。中國應該對此作出戰略性回應，而不能僅局限于反感或反對。
    事實上，造成美國經濟動蕩不安格局的深層次矛盾，并不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收支失衡因素，而是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內部所形成的慢性病——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問題。
    21世紀初，美國政府為了撫平貧富差距這一矛盾，有意慫恿華爾街對窮人采取了過于寬松的借貸條件，以克服窮人因為收入的限制而不得不和富人拉開生活質量差距的缺陷。但這一糟糕的政策，催生了21世紀由發達國家引發的最大金融泡沫，并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暴發。
    美國議員的制裁“共識”缺乏經濟學邏輯和歷史經驗的支持，簡單地把中美貿易失衡的規模換算成美國潛在的生產能力，從而推算出帶來就業增長的比例，而不顧中美之間發展階段的不同、產業結構的差異和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等客觀因素對貿易失衡所產生的影響，強行要求中國僅僅用“短平快”的匯率手段，來調整中美之間貿易的失衡結構，負起所謂應該負起的“大國責任”，以此換來美國就業率的增長，完全是一個沒有根據的自私邏輯。
    如果真的有一天，美國把“內壓”全部轉變為指向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外壓上，那么，中國確實要對美國選擇“兩敗俱傷”貿易戰的戰略做好充分的事前準備。
    我們自己要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形成共識，那種簡單地靠接受美國升值的訴求來修復中美關系，從而“化被動為主動”，倒逼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理想主義觀點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十分有害。
    另外，我們一定要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G20的多邊合作框架，替代雙邊打貿易戰的行為，與世界其他國家或機構聯合起來，建立救助美國經濟和歐洲經濟的“辛迪加集團”，通過合理的方式，去購買具有比較優勢的美國產品和享受美國的服務。
    與此同時，還要盡快健全和完善中國的金融市場，讓它吸收金融領域過于集中的流動性來配置到能夠給全民帶來財富的實體經濟發展中，從而盡快完成市場培育所需要的大眾原始財富積累的階段，使得隨后而來的人民幣匯率的全面市場化，能達到進一步改善中國經濟運作的效率和保證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理想狀態。
    這樣一個框架搭建起來后，中國及其經濟穩定協同組織，就能夠分流金融風險，讓金融資本更好地服務世界經濟發展。
馬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