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中小企 
　　扶植中小企業的金融、財政政策加速出臺，或能緩解迫人形勢。如何避免政策應急化、碎片化，如何尊重市場、統籌協調發展，則需深化相關制度改革 
　　溫州不靖，鄂市多傷，中小企業困局，民間金融恐慌，頗有燎原之勢的局部經濟和金融動蕩，促成“國九條”快速出臺，再次凸顯中央政府的應急處理能力。 
　　《財經》記者跟蹤調查發現：溫州等地的受訪企業主普遍認為，“國九條”最大的作用是提振了企業的信心。但他們同時表示，如果不馬上出臺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處于困境中的企業的信心是不可持久的。 
　　而溫州等地的政府官員們也普遍認為，種種金融和經濟局部動蕩并非突發的表面之傷，而因深層肌理之疾。因此，“救市”或可緩解危局，但并非長治發展之道，為已然成勢的民間資本尋找出路，讓市場回歸其正常生長，方可避免民間借貸危機的周期性爆發。 
　　這一方面需要國家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扶正常態民間借貸以令其陽光化、規范化，另一方面更亟須各級政府采取扎實長遠舉措助推中小企業實現產業轉型，其尤為重要者當是迅速落實新老三十六條，使民間資本重歸實業正途，促市場主體取舍風險收益。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正視中小企業面臨的現實困難，考慮市場經濟需要的健康發展，均需打破部門畛域，完善頂層設計，以收分進合擊之功效，而避免扶持中小企業的各項政策再度陷入行政化、應急化、碎片化的窠臼。 
　　——編者 
　　《財經》記者 王畢強 鄭猛 
　　10月17日中午，開了一上午會議之后，工信部中小企業司司長鄭昕聲音有些疲憊。 
　　午飯后，他馬上要去國務院辦公廳討論中小企業的扶助工作。如果沒有意外，晚上他還要照例加班到九點左右。而就在三四天前，他再次陪同部里領導赴溫州調研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和民間借貸違約情況。 
　　類似工作狀態，已經成為近半年來鄭昕所在的中小企業司20多名工作人員的常態。這種在中央部委中少有的工作強度，源于今年以來日趨嚴峻的中小企業生存形勢，由此引發的局部經濟和社會不穩，在近期引起決策層和社會輿論高度關注。 
　　近兩個月，因“高利貸”和“人人貸”等民間借貸資金鏈條斷裂，溫州以及后續的鄂爾多斯等地在短時間內集中出現民企老板跑路、跳樓、企業職工上街抗議等突發事件，企業停工造成的局部失業情況也日益嚴重，且大有愈演愈烈并向其他省市擴散之勢。 
　　種種不妙苗頭，逼迫決策行動。10月3日至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分赴浙江紹興、溫州考察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小額貸款公司和民間信貸等情況，發改委、財政部、央行、工信部、人社部、銀監會等相關部委一把手隨同考察。 
　　在此之前，為了摸清溫州中小企業困局特別是民間借貸的真實情況，國務院辦公廳一局在溫州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暗訪”。 
　　在調研中，溫家寶就中小企業當前的困難和問題開出了四味政策藥方：落實并完善對小微企業貸款的差異化金融監管政策、支持專為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加大財稅政策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等。 
　　在外界看來，決策層如此密集調研，自然會有應急對策出臺。讓很多溫州當地受訪者也感到意外的是，僅僅八天之后，國務院常務會議就迅速通過了被稱為“國九條”的九項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的金融、財稅政策措施，足見形勢嚴峻，亦顯決策層救急之切。 
　　不過，這場以拯救中小企業生存危機為重點的政策密集行動，會否成為新一輪相關改革加快的催化劑，接受《財經》采訪的觀察人士并不樂觀。 
　　“新36條”細則漸近 
　　各部委正在緊張準備，爭取今年內出臺“新36條”的實施細則 
　　實際上，民間借貸亂象和中小企業生存難題，并不止于浙江和內蒙古。而僅靠“國九條”應急對策，也不能解決更多的難題，各方面的共識是，需要一整套政策措施，在扶持應急中松綁市場。 
　　一些接近決策層的學者分析認為，近來中小企業困局倒逼相關扶助政策加速出臺，各有關部委需要根據形勢變化，對一些此前已經基本起草完成的重要政策做必要修改。 
　　有關主管部委官員告訴《財經》記者，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關注，加快了扶助中小企業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出臺進程，并推進了包括金融業等長期嚴格管制的領域向民營資本加快開放步伐。其中原因，主要是形勢逼人，決策行動必須加快，以免事態失控。 
　　許多人注意到，“國九條”對于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扶持和鼓勵。在溫州、臺州等民間金融活躍地區，因為此前較為嚴格的審批和管制，真正合規經營的民營貸款公司并不多，而實際上一些以民間借貸為主的企業已具備合規經營的條件，讓它們浮出水平，符合各方預期。 
　　除了金融業，許多限制民企進入的壟斷或管理性行業，亦在沉默多時之后迎來松動跡象。 
　　10月13日至14日，溫家寶赴廣東調研，與當地外貿企業座談了解外向型加工制造類中小企業的困難，強調當前需要重點抓好的五項工作，并明確透露，遲遲未能出臺的“新36條”實施細則很快就會亮相。 
　　相關部委人士表示，發改委正在制定“新36條”實施細則的框架和主要內容，并已多次向各主管部門征集其分管領域的細則草稿。 
　　據悉，實施細則主要就是給民間投資以出口，可能會在開放電信、鐵路、軍工等行業方面推出一些有操作性的規定。其中，今年備受爭議的鐵路投資開放，極為引人矚目。 
　　不過，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認為，因涉及的協調方太多，“新36條”實施細則年內恐怕很難出臺。 
　　但有關官員則抱有信心：實施細則是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任務，并由國務院督辦，起草工作有難度，但現在已不能繞著問題走。各有關部委已經為起草細則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相關的政策也正在積極籌劃和擬定之中。 
　　近期溫州、鄂爾多斯等地中小企業的困局和民間借貸的問題，反過來也為細則的出臺增加了動力。為此，各部委正在緊張準備，爭取今年內出臺“新36條”的實施細則。 
　　落實“國九”“銀十” 
　　財政部已經完成了提高小微企業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方案的測算，銀監會正在制定有關信貸制度調整和差別化的監管措施 
　　相較于尚未露面的“新36條”實施細則，近期的各項應急對策落實更為現實。 
　　《財經》記者獲悉，“國九條”和《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通知》即“銀十條”的實施細則，預計最快將在10月底或11月初出臺。其中，財稅政策的細則由財政部負責起草，金融政策的細則由銀監會起草。 
　　目前，“國九條”財稅方面的實施細則已經接近完成，財政部已經完成了提高小微企業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方案的測算，期間還聽取了相關部委的意見建議。 
　　據一位接近財政部的人士透露，針對小微企業相關稅種起征點的提高幅度，或許比外界預計的大，許多個體商戶和小微企業在新規實施之后，事實上處于免稅狀態。 
　　他強調說，此前曾有建議希望普遍降低稅率，但實際測算表明，降稅率對小微企業的實惠并不大，起征點提升更為直接有效，因為一些小微企業或個體商戶的月營業額不過萬元或數萬元，若將增值稅、營業稅調至萬元左右，一大批個體戶或小微企業將不必交稅或交極少的稅，減免的稅收就變成他們的利潤。 
　　另據有關官員透露，銀監會正在制定有關信貸制度調整和差別化的監管措施。銀監會監管二部主任肖遠企此前表示，“銀十條”的細則正在擬定之中，其中對小企業的不良貸款率的容忍度將提高到5%——提高對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的容忍度，被認為是“國九條”和“銀十條”中能有效鼓勵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放貸積極性的政策。 
　　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的要求，銀監會正在考慮民間借貸具體的政策框架，其政策取向已經非常明確，即對民間借貸不能任其發展，要對其進行規范，以維護金融安全，并引導民間資本更多地流向實體經濟。 
　　不過這位官員解釋說，這并不意味著政策面要全面收緊民間借貸，而是要規范、限制民間信貸參與房地產等領域的炒作，打擊非法集資。 
　　爭議減稅含金量 
　　現行中小企業財稅政策的減負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各項新政策多為現有政策的延續 
　　減免稅費一向是社會各界對扶持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共識度最高的措施。 
　　9月27日，在全國工商聯民營企業稅收負擔法治環境座談會上，與會代表普遍反映，民營企業整體稅負較高、綜合稅負很高、交稅時間和生產時間差帶來的額外負擔較重，建議對小微企業在稅收上進行差別稅率，區分行業設立起征點，讓稅收政策穩健落實，以實現公平稅負。 
　　財政部稅政司也曾針對中小企業稅收問題做過專題調研。調研報告顯示，從山東、浙江等地反映的情況看，小企業的所得稅負擔要高于大企業的稅收負擔水平，這造成許多中小企業碰到經營困境即無利潤可言。 
　　如對浙江省余姚市中小企業的調查數據表明，查賬征收工業企業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負水平為22%，而核定征收工業企業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負接近33%，高出11個百分點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中小企業采取核定征收的辦法，但核定應稅所得率等定得過高，中小企業特別是經營生產資料的中小企業利潤率又相對較低。 
　　10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確定了財稅支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被一些媒體解讀成小型微利企業“久旱逢甘雨”。有關官員也表示，本次稅收政策的優惠幅度含金量較高，給小微企業減免稅款和各種行政性收費的幅度較大。至于最終的起征點是多少，還要由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后，再送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方可實施。 
　　不過，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這些政策的含金量并不是特別高，尤其是新舉措不多，多為現有政策的延續，包括將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延長至2015年底，金融企業中小企業貸款損失準備金稅前扣除政策延長至2013年底，農村金融機構金融保險收入營業稅政策延長至2015年底等。新措施只有三項：提高小型微型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將符合條件的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技術服務示范平臺納入科技開發用品進口稅收優惠政策范圍；對金融機構向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合同三年內免征印花稅。 
　　在業內人士看來，多年來尤其是2002年6月《中小企業促進法》頒布實施以來，有關部門針對中小企業已出臺不少財稅優惠政策，不過實際減負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現行的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減輕中小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的政策，二是鼓勵向中小企業投資的政策。 
　　減輕實際稅負的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小型微利企業可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3萬元(含3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自2009年起，對小規模納稅人不再設置工業和商業6%和4%兩檔增值稅征收率，將征收率統一降至3%；自2002年起，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 
　　鼓勵向中小企業投資的政策主要包括，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金融企業根據有關原則對涉農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進行風險分類后，按照比例計提的貸款損失專項準備金，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等。 
　　這些先后出臺的財稅優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中小型企業的稅收負擔，但業內人士指出，在實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比如小型微利企業認定標準和享受條件過于嚴格。對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其認定標準嚴格，使得優惠措施覆蓋面狹小。根據稅收政策規定，必須同時符合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等三個條件，才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業稅收優惠。同時，還規定核定征收企業不得享受小型微利企業優惠政策。由于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財務制度不規范的情況，核定征收企業較多，這就使得大量企業難以享受小型微利企業低稅率優惠。 
　　小型微利企業優惠力度也不夠。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規定，小型微利企業可享受20%的低稅率優惠。與法定稅率25%相比，僅僅少了5%的稅負，優惠力度不足。對“2010年度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3萬元(含3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政策”，也只有極少部分小企業能享受到，而且能減免的稅額很少。 
　　增值稅起征點也需進一步調高。盡管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統一降至3%，但仍比經營同類商品的一般納稅人稅負高，這突出表現在一些經營原材料、工業配件的商業零售和批發的小規模納稅人方面。 
　　此外，缺乏對中小企業在稅前扣除、資產折舊方面的優惠方式。相比于稅率優惠，稅前扣除、資產折舊方面的稅收優惠不僅僅是嬴利企業能夠享受到，虧損企業也能夠享受到，折舊擴大了享受優惠政策企業的范圍，有利于切實減輕企業稅收負擔，鼓勵企業創新和發展。 
　　財政部企業司此前也曾撰文表示，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并非專門針對中小企業制定，因此缺乏對它們的專門支持。而且與大型企業和外資企業相比，許多優惠政策中小企業根本無法享受。 
　　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受到行政干預、稅收任務等方面的影響，本應適用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普遍存在落實難問題，特別是由于國稅、地稅分設引發利益相爭，間接加重了企業負擔。 
　　全國工商聯研究室副主任李飛分析指出，目前個體戶營業稅起征點在5000元左右，以毛利20%計算，個體戶毛收入1000元就要起征營業稅。他建議將小型微型企業營業稅起征點從5000元提高到15000元以上，而鑒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在3500元，所得額不足3萬元的小型微型企業，月均所得不足3000元，應考慮免征所得稅，或將年應納稅所得額調整為5萬元以下。同時，還可以簡化程序，允許采用核定征收的小型微型企業也能享受稅收優惠，擴大受惠范圍。 
　　據《財經》記者了解，個體工商戶的營業稅起征點有望由目前的3000元至5000元提高到10000元，部分個體戶的稅收負擔將有所減輕。但這一政策措施會否成真，尚有待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 
　　全國工商聯的相關調研報告還認為應加快增值稅轉型擴圍，將增值稅和營業稅優惠政策中的“起征點”調整為“免征額”，并將交通運輸、建筑安裝、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納入增值稅范圍，適當降低小型微型企業的增值稅稅率。 
　　溫州東方打火機公司總經理李中堅對減稅的效果有所保留，認為當下很多小微民企都在虧損線上下苦撐，“這些企業沒有嬴利，也就不用繳納企業所得稅，因此企業所得稅減半并延期的政策，對這部分企業是起不到減負作用的。” 
　　李中堅還表示，雖然近幾年政府已經清理了不少收費項目，但各種說不清楚的收費依舊不少，他擔心一段時間以后地方政府總會找出新的收費名目。 
　　不過，溫州當地受訪企業普遍提出，盡管財稅扶持新政含金量不足，為數眾多的小型微型企業仍然期待著它的真正落地，期待從中得到些許實惠。 
　　扶助政策未觸及根本 
　　“國九條”并沒有觸及到市場準入、打破壟斷等制約民企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長期穩定的鼓勵發展政策才是最重要的 
　　即使應急對策及時有效，面對中小企業生存危機所折射的經濟結構問題，外界的擔憂仍然較重。“治標重于治本”，是部分受訪者對“國九條”等扶助中小企業政策的總體評價。 
　　據悉，“國九條”出臺后不久，國務院辦公廳隨即以多種方式向有關企業和學者征集意見。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向國務院辦公廳提出，近來各級政府頒布的扶助中小企業政策多為行政手段，而忽視了市場手段，特別是提高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容忍度的措施，等于是將企業的不良貸款變成國有銀行的壞賬，最后只能由財政也就是全民埋單。 
　　從事中小企業融資中介服務的上海融道網CEO周漢分析，目前各商業銀行自己劃定的中小企業貸款不良率的容忍度均低于銀監會規定的數值，以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為例，其對中小企業不良貸款的預警線是2%，暫停線是3%。而在近些年的實踐中，很少有中小企業貸款的不良率會達到2%。 
　　其判斷亦為央行2011年調研結果所印證：總計3.38萬億元民間借貸中，能夠償還的占82.5%，有償還可能的占16.6%，不能按期償還的只有0.9%。 
　　因此，周漢認為，銀監會提高不良率的容忍度，其信號意義大于現實意義，意在鼓勵各商業銀行增加對小微企業的貸款支持，提振企業的信心。 
　　“國九條”中延續了既有的加大對小型微型企業信貸支持的規定，要求商業銀行重點加大對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 
　　李飛認為，切實做到“兩個不低于”，從長期看對于解決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難會有較大幫助，但當前國務院仍然沿用銀行系統對小企業的界定方法，即單筆授信額度500萬元以下。 
　　日前，工信部、國家統計局、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已聯合下發了《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明確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要據此進行相關數據分析，不得制定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企業劃型標準。 
　　欲確保這部分貸款真正用于小型微型企業的生產經營，就必須要求銀行系統嚴格按照新的劃型標準，而非單筆額度來認定小型微型企業。同時，針對小型微型企業所得基本為短期貸款、缺乏轉型升級所需長期投資的狀況，要合理調節中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比例。 
　　在保育鈞看來，“國九條”并沒有觸及到市場準入、打破壟斷等制約民企發展的根本性問題。而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秘書長李魯陽在看過了“國九條”的具體內容后指出，大部分關鍵條款實際上是已有優惠政策的延續。 
　　一些溫州本地企業主認為，溫家寶 “十一”假期到溫州調研，以及旋即出臺的“國九條”，最大的作用是提振了企業的信心。但他們同時表示，如果不馬上出臺切實可行的“國九條”實施細則，企業的信心是不可持久的。 
　　溫州的企業主們強調，長期穩定的鼓勵民企發展政策才是最重要的。今年以來，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共提高六次，累計調高3個百分點，存貸款利率提高三次，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2.75%提高到3.5%，這使得許多商業銀行措手不及。而金融系統的收縮傳導，也是導致中小企業營商環境“紊亂”、尤其是信貸等融資難度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企困局各說各話 
　　各部委和地方的統計科目中，都沒有將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單獨列出，因此對于中小企業生存狀況，各方一直各說各話 
　　雖然應急政策不少，但對于民營企業整體所處的困境究竟有多難，各方爭議仍然存在。 
　　10月12日至13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召開三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邀請各有關部委負責人對宏觀經濟走勢作匯報，綜合各部委匯報的結論為：雖然國內國際經濟形勢遇到了一些問題，但總體來看經濟基本面良好，經濟運行平穩，就業形勢較好，金融體系穩定。 
　　10月10日中國社科院舉行的2011年秋季經濟預測報告會給出了類似的結論：工信部、國家統計局、央行等部委各自的調研結果顯示，目前中小企業并不存在倒閉潮。 
　　10月17日，剛剛從溫州再次調研回來的鄭昕向《財經》記者表示，目前他依然認為中小企業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是局部地區、部分行業的問題，但應給予高度的重視。此前，工信部曾在7月份發布相似的結論：1月－7月，在31萬戶規模以上企業中，虧損企業戶數為4萬戶，虧損面為12.7%，各月虧損面總體變化不大。不過，企業虧損程度逐月加重，虧損企業虧損額增幅由1月－2月的22.2%上升至1月－6月的41.6%，1月－7月又進一步升至46.9%。 
　　央行在今年6月進行的民間融資現狀調研得出的結論為，截至今年5月末，全國的民間融資總量約3.38萬億元，僅占當時貸款余額的6.7%，占企業貸款余額比重為10.2%，民間融資的規模仍在可容忍范圍，不會撼動正規金融。 
　　而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馬駿介紹，國研中心在上月完成的調研報告認為，中小企業發展困難仍很突出，主要表現在：中小企業基礎薄弱、發展質量低；市場進入仍有不少障礙；企業負擔仍然較重；中小企業服務體系不完善；融資難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等問題。其中，規模以下小企業80%無緣銀行信貸。2010年授信額在500萬元以下的小企業貸款占全國企業貸款余額的比重不超過5%。同時，中小企業融資還存在成本偏高的問題。據測算，小企業貸款成本比大企業要高出6個－8個百分點，而國外僅高出1.5個－2個百分點。 
　　全國工商聯則于今年2月到5月開展了中小企業綜合性調研，在搜集整理有關中小企業發展政策、邀請八個部委介紹中小企業工作情況的基礎上，組成四個調研組，先后赴17個省區市的51個市區縣進行實地調研。 
　　李飛表示，今年以來中小企業遇到的主要困難，一方面是受能源原材料價格、勞動力價格不斷攀升，匯率波動等影響，生產經營成本急劇增加；另一方面，是多數中小企業受自身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積累不足影響，始終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實現轉型升級異常艱難。比如，調研組最近到溫州調研了解到，今年溫州勞動力成本約為2800元/月，比去年提高30%－50%。加之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因素，很多企業陷入了“不做不虧，越做越虧”的怪圈。部分民營企業去年利潤水平為5%－10%，現在則基本是保持無利，甚至虧損。 
　　特別是近期溫州個別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出現了老板跑路的現象，在國內引起較大反響。這些企業表面看是遇到了資金困難，實質上不少企業是盲目擴大投資、沖動轉型造成的生產經營困難。這些企業多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跑路的浙江信泰董事長就是因為盲目投巨資上馬光伏項目而導致資金鏈斷裂。 
　　全國工商聯調研顯示，在2008年后部分民營企業放棄利潤低的主營業務，盲目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及投機性行業。據統計，2010年溫州百強民企絕大部分有多個主業，五成以上的企業進軍房地產業和金融行業。 
　　各部委和地方的統計科目中，都沒有將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單獨列出，因此對于中小企業生存狀況，各方一直各說各話。 
　　以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為代表的溫州本地人士，并不認可一些部委和學者認為中小企業基本面良好、民間金融風險不大的調研結論。他們認為這些部委和學者走馬觀花似的調研，很難獲得當地的真實情況。 
　　周德文在10月4日受邀參加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座談會，其所介紹的情況和提出的政策建議得到了溫家寶的當場肯定。此前，國務院辦公廳“暗訪”時，也向他征集過情況介紹和意見。 
　　業內人士指出，各部委和溫州本地人士對當前中小企業困局的不同結論，實際上反映了對宏觀政策應堅持緊縮還是適度放松的不同取向。 
　　吁求頂層改革設計 
　　在現有的體制下，工信部中小企業司顯然缺乏與各部委有效協調的能力 
　　10月11日，工信部終于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了國內第一份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國家級規劃——《“十二五”中小企業成長規劃》，這在年初公布的“十二五”規劃里已有所提及，但具體規劃此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或因制定規劃的流程較長，這一規劃并未充分考慮當前各方熱議的中小企業生存困境，一些企業主和學者對《財經》記者表示，他們并沒有從這份被寄予較高期望的規劃中找到能夠幫扶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措施。 
　　工信部有關官員對此的解釋是，規劃的作用是指明未來五年全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方向、目標和路徑，具體的落實和操作辦法將在以后的各項配套政策中加以規定。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綱要實施第一年，若配套政策從明年開始才陸續出臺，可以預見，“十二五”前半期內難有大的作為，相關難題與配套政策落實，或要等到新一屆政府上臺。 
　　具體而言，針對此次從溫州暴露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些政策建議者提出，較為緊迫的事，是借鑒別國經驗，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這是世界各國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通行做法，是各國政府綜合運用市場經濟手段和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的成功舉措，也是變行政干預為政策引導的有效方式。 
　　曾經參與該規劃起草工作的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羅仲偉介紹說，在起草《“十二五”中小企業成長規劃》過程中，工信部曾經將鼓勵發展擔保業作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重要措施，并進行了專門的規定，但或許是由于擔保屬于金融系統的職能范圍，最終出臺的規劃中僅對此做了原則性的表述。羅仲偉表示，《“十二五”中小企業成長規劃》本應是國家層面的規劃，但最終出臺的更像是在工信部職能范圍內的部門規劃，這不能不叫人感到遺憾。 
　　不少受訪學者認為，由于沒有一個對扶助中小企業具體負責的部門，造成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對自己部門有利的就落實，對自己沒有好處的就擱置起來的現象。 
　　在現有的體制下，工信部中小企業司顯然缺乏與各部委有效協調的能力。國務院雖在去年底成立了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但該小組僅僅是一個部委間的聯系協調機構，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因此有學者建議，可以仿照美國和日本的經驗，成立部級且直屬于國務院的中小企業局，并通過立法明確其職能范圍。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學者告訴《財經》記者，成立國務院直屬的中小企業管理部門，確實納入了國務院的考慮范圍之內，而且在前不久還是國務院傾向的選項。但由于近期溫州和鄂爾多斯等地中小企業出現的困難和民間融資信貸問題，使這一計劃被擱置起來，預計本屆政府任期內將不會對此有所動作。 
　　另外，原計劃在9月底召開的首次全國中小企業會議，也因為當前中小企業情況的復雜性，而被推遲。 
　　有關官員表示，除了要考慮成立獨立的中小企業服務管理部門，更重要的是要改變現在中小企業扶助政策中“頭痛醫痛，腳痛醫腳”的問題，要有全局、長期的考慮，以避免政策碎片化。 
　　在國務院辦公廳征求“國九條”意見建議時，李曙光曾表示，對中小企業扶助應建立在市場規則和法律條文之上，只有這樣才能矯正用政府的金融市場取代市場的金融市場這一怪現象，才能解決社會信用鏈條停擺這一弊端。（本文來源：《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