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十一五’的發展，我國信息化應用開始步入快車道，發展速度超過預期，已經由一個信息化的中低水平國家發展成為信息化的中等水平國家。”在6月下旬召開的“2010年中國信息化進程報告會”上，國務院參事、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曲維枝對多年來的中國信息化建設做出了新的評斷。
    同期發布的《中國信息化進程》一書也對2020年中國信息化的未來前景做出了全新的展望：2020年，中國信息化水平將大幅提升，為邁向信息社會奠定堅實基礎。屆時，中國信息化水平與國外中等發達國家的差距將從目前的10年左右縮短到2～3年，不少指標將達到或者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各種世界組織和機構的信息化排名將從目前50～70名進入全球前30名;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將開始步入初級信息社會。
“我國的信息化將在未來十年開始一個新的長征。”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宏仁表示，這個長征的主要特征就是推動中國信息化向高端發展，為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和現代化服務。
2010年，將是新的信息化十年長征的重要起點，同時它也是制定“十二五”期間信息化戰略的關鍵時期。如何真正做好“十二五”信息化規劃、如何推動信息化向高端挺進、如何抓住新技術、新產業的機遇，都將成為每個領導者十分關切的話題。
把脈信息化演進趨勢
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確實給了信息化建設的規劃者、執行者更多的選擇與手段，但潛在的風險在于一旦把握不住信息化演進的本質趨勢，為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名詞所“迷惑”，盲目跟進，將很難達到預設的發展目標。
周宏仁副主任表示，信息化正在向高端發展，存在著泛在化、可視化、智能化等三大特征。
所謂“泛在化”，是指信息通信技術的應用由最初在一個個的單位(點)內進行，擴展到在區域或者全球范圍內部署傳感器、控制器和信息系統;所謂“可視化”，是指電信技術早期追求的在全球任何角落都能“聽得見”向“看得見”推進;所謂“智能化”，是指在信息的收集與處理的基礎上，利用各種數學模型和算法，實現對目標、對象的智能化控制。
把握了這三大特征，便可以對目前流行的一些主要技術趨勢——包括寬帶化、移動化、物聯網、泛在計算、智能物理系統、云計算、高端計算、智慧地球等，做出更為確切的把握。
在寬帶化方面，目前，世界主要國家均提出了各自的寬帶戰略，一個重要的趨勢是均將100Mbps的寬帶接入作為目標。例如，美國《國家寬帶計劃》的目標是至少有1億家庭實現下行大于100Mbps上行大于50Mbps的寬帶接入，而韓國在2012年前將在全國建設“IT大運河”，有線網最高傳輸速度將會達到1Gbps，無線網平均傳輸速度為10Mbps。由此來看，寬帶化正大步向前邁進，而中國的寬帶計劃亦應迎頭趕上。
在移動化方面，目前全球移動用戶超過100%的國家已有很多，如立陶宛(148.4%)、俄國(146.8%)、德國(130.1%)、英國(122.9%)等，我國目前為58.8%，印度為50.9%，美國為(91.0%)。相比之下，我國尚有巨大發展空間。“將來，用手機上網的移動互聯網用戶一定多于固定互聯網用戶。”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表示，“十二五”期間必須高度重視移動互聯網的發展。
另外，鄔賀銓還分析了物聯網演進的三個階段，即由1998年提出時以“標示”為特征，到2005年以“互聯”為特征，而如今物聯網將以“智能服務”作為主要特征。物聯網的推進將使得諸多行業迎來新的重大變革，比如在建筑物中安裝2萬個傳感器并使用IPv6連網節約運行能耗30%，而在智能電網中，使用智能電表、傳感器改善電力使用效率及適應風電、太陽能等分布式能源電網開發。
盡管物聯網前景廣闊，但周宏仁認為，目前物聯網發展中還需要清醒認識兩點：一是無論就全球、國家、或地區而言，物聯網都不會是一張網，而是很多個網;二是物聯網的發展一定是任務、功能和應用驅動的，而不是技術驅動。“發展物聯網的關鍵是找到什么是核心的、緊迫的應用項目。有了應用需求，才有發展。”周宏仁表示。
挑戰與應對
在“十二五”期間，中國信息化所要面臨的環境與挑戰比預想中要更加嚴峻和復雜。
在國際環境方面，工信部推進司副司長秦海分析了五個關鍵影響因素：一是經濟危機使得世界經濟“傷痕累累”，而且不少國家受的是“內傷”，經濟的不確定性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貿易摩擦的升溫;二是“智慧地球”正在引起世界范圍對于環境與資源問題的關注，人均信息資源占有率的提高，改變了傳統的資源觀念，而地球將是下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唯一基礎設施;三是目前的技術革命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產業、經濟層面的革命，更意味著人類必須通過信息傳遞來頻繁互動，各式各樣的傳感器和網絡，將使得人對技術的適應能力更加強大;四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政府將更多強調經濟調控的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配合，來度過此次經濟危機;五是國際社會對于信息通信技術的投資與日俱增，在經濟回暖的過程中，信息化將成為全面、廣義、動態的重要資源和調整手段。
在國內方面，環境正在發生著兩個突出的變化。首先，2010年，中國GDP總量將達到38萬億，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個經濟體，人均GDP將達到3800美元，從而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意味著原先拼資源、低勞動力、低土地成本的競爭策略已經走到了盡頭。其次，中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亟需扭轉，中國的產業轉型和升級已經由外力迫使轉為內力驅動，不升級、不轉型將只好“死掉”。秦海還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會進入城市化第三波，它是以都市帶和產業聚集區為重點，而產業集聚將是中國新一輪發展的重要依托。
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周子學也表示，目前我國工業結構不合理問題尤為突出，工業在國民經濟中46.8%的份額也已經接近極限。同時，工業的傳統競爭優勢在弱化。“‘十二五’期間的政策重點，一是掌握逐步退出應對危機的政策，同時加大對于新興戰略性產業的培育力度，這將是工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重要方向;二是繼續擴大內需，包括增加個人收入、提高社保能力、培育新的市場、加速城市化等。”周子學表示。
秦海表示，“十二五”期間，政府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要進行深刻變革。例如，在經濟調節方面，需要強調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雙輪驅動”，共同推動經濟發展;在社會管理方面，社保、醫療、住房、安全等方面將被放在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公共服務方面，政府要實現從一個“舵手”政府到“劃漿”政府的服務轉變。
此外，一個更為現實的任務在于政府需要提高制定“十二五”信息化規劃的能力。“國家和地方的許多規劃，包括信息化規劃，基本上都是只講目標，即‘要什么’，但是，并沒有認真地研究目標將如何實現，沒有產出和行動的分析和設計。”周宏仁表示，目前政府規劃需要改革傳統的規劃制定的思想方法，更多借鑒“目標—產出—行動”的工程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