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關鍵的是，重慶現在做的事對全國都是有推廣意義的。如果重慶僅僅把過去在沿海地區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模式搬過來在重慶實施，那就毫無重大意義而言。但如果我們結合重慶的實際，做對全國有現實推廣意義的大事，而這種事又是沿海地區過去二十年沒有干過的，對今后二十年的中國有意義的，那就是改革開放中的新的大事。我們不是在抄沿海(地區)，我們現在做的，正是沿海(地區)從未做過的事�！秉S奇帆直視著《經濟參考報》記者，不急不緩地說。
這件事不僅僅是改變了內陸，甚至改變了世界30年的加工貿易模式
●我去年2月9號去臺灣拜訪郭臺銘。我進他的會議室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把他給挑起來了，我告訴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給他一單生意。
●招商不是一個地方政府求著企業的行為，而是一個互惠的概念。
●惠普效應的結果就是，一個惠普加三個世界級的臺灣電腦加工廠商在這里，形成了4000萬臺加工的一個生產線。
《經濟參考報》：我國加工貿易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兩頭在外”，重慶的加工貿易模式似乎有所不同。
黃奇帆：這就是我們做的一個轉變發展模式的事情。沿海城市30年的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重大事項就是加工貿易，從80年代后期以來，我們長期沿用原料和銷售在國外，加工在國內這一類兩頭在外的項目。一直到新世紀[52.19 -0.67%]這20年間，“兩頭在外”的模式為沿海地區創造了差不多1.5億個就業崗位。加工貿易帶來的賬單是1.2萬億美元，08年全國的進出口量是2.4萬億美元，加工貿易占了50%。
我國加工貿易的99%或者說全部都在沿海地區，07年的時候沿海地區的民工荒開始發生了。因為油、電、煤運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大家也在說內陸要西部開發，所以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應該轉移到內陸。但實際上細細想一下，如果一直沿用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的模式，零部件從全世界或者東南亞運到沿重慶、武漢，無疑要加上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水路、公路、鐵路和航運航空運輸的距離。這2000公里的航空運輸距離帶來的物流成本會完全抵消內陸所有勞動力成本低、煤運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優勢。
所以內陸真的要搞加工貿易的話就得創新，我們的創新就是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以筆記本電腦的加工為例，如果電腦的各種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慶城里生產出來，那么從零部件運到整機廠，就是從一個城市的這個區到那個區的運輸，比東南亞運到沿海還要近，在這個意義上就能一下子跳出兩頭在外的模式，就能大幅降低上面提到的物流成本。
《經濟參考報》：怎么讓零部件商跑到你這兒來呢？我看到重慶引進了惠普、富士康等IT企業。
黃奇帆：這里有一個雞和蛋的關系。如果有一個總裝廠在重慶，那么零部件廠就會過來，反過來零部件廠在重慶，總裝廠看到物流成本的優勢，它也會過來。
此外還有一個綜合規模問題。全球有2億臺電腦的產量，如果有1億臺電腦放在了重慶，這個時候零部件廠就會過來。
《經濟參考報》：金融危機里，您找到了筆記本電腦的商機。
黃奇帆：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抓住危機當中高科技帶來的機遇。筆記本電腦恰恰是高科技領域產生的新的機遇。為什么筆記本電腦會多呢？是因為無線上網技術出來了，手機能夠無線上網，是傳統的第二代手機多媒體的轉型�，F在的多媒體信息，都能夠在無線網上傳輸。每個人把手機當電腦，電腦當手機，筆記本電腦手機化了。手機人人有一個，一年要生產7億臺。筆記本電腦本來當桌上的東西，如果可以無線上網的話，也變成了人手一個，所以這個量也就大了。
《經濟參考報》：所以您第一步先和惠普談，再和臺灣的代工廠和零部件廠商談？
黃奇帆：惠普是世界級的電腦公司，全世界在08年1 .6億 臺 電 腦 生 產 量 ， 惠 普 占 了30%，也就是說有5000萬臺。09年年初惠普正在籌劃增產問題，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所有的電子產品都會受到銷售量下降的沖擊，唯獨筆記本電腦因為技術進度不降反升，三至四年會翻一番，也就是說大約2012年會達到3.2億臺。這新增的1.6億臺產能是繼續放在中國沿海，還是放到哪兒？惠普也正在找一個地方能擴大其產能，如果他們用老思路就可以在中國沿海繼續搞兩頭在外的加工，原來在上海有5000萬產能的就繼續在上海加單子下去，加到8000萬臺。但是畢竟上海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日益趨高，在這個時機上如果有一個包括勞動力成本在內的各項成本比上海還低的地方他就會心動。
2009年年初我們就找到惠普談，當時對方認為我們的物流成本高，要我們補貼。我們就把這個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模式拋出來，讓他知道我們的物流成本只會比沿海城市低。同時和惠普說，如果你只搞幾百萬臺的訂單在重慶的話，零部件廠商是不會過來的。但如果惠普和重慶下4000萬的訂單，那零部件廠商一定也會過來。集群效應就會產生。
整機加工從來都是臺灣干的。世界級的整機廠商、代工廠都在臺灣，所以跟惠普談好以后，我去年2月9號就去了臺灣拜訪郭臺銘。我進他的會議室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把他給挑起來了，我告訴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給他一單生意�；萜崭懔�4000萬臺筆記本給重慶，理由是重慶要辦理整機一體化。富士康是全世界筆記本電腦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們在沿海地區一年造了5000萬臺筆記本的零部件，但沒有造一臺整機。重慶現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萬臺訂單，如果拿1500萬給你，那富士康就到重慶可以做整機。但我要求你把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腦兒都帶到重慶去加工，因為重慶加工零部件的成本也比沿海做零部件的成本低。郭臺銘當場就和我一拍即合。
招商不是一個地方政府求著企業的行為，而是一個互惠的概念。去年8月10日重慶這邊和惠普簽約，那邊就跟富士康簽約，9月10號就開工。12月26號，我又開始和英業達討論，當天就簽約，然后1月26號英業達就開工。然后1月18號跟臺灣廣達簽約。惠普效應的結果就是，一個惠普加三個世界級的臺灣電腦加工廠商在這里，形成了4000萬臺加工的一個生產線。
4000萬臺差不多就是2000多億的銷售值，他們的零部件如果做80%，也有1600億的銷售值，所以一些小的零部件廠商就跟著來了。這些零部件廠商不是重慶政府出面去招商，而是富士康、廣達等利用其產業影響聚攏起來的。等于是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他們在幫我忙活，我只是下命令，所有重慶一小時經濟圈里的區縣，你做100，他做100，重慶就出現了你追我趕的局面。
你追我趕的場面甚至還出現在加工商身上。富士康、廣達、英業達這三個競爭對手，現在被我拉到一個桌子上吃飯。如果某一家手長腳快，那么次年新增的6000萬臺產能就會落到他手里，其他兩家就會吃虧，所以他們三家也是你追我趕。
《經濟參考報》：這三家代工廠解決了不少就業崗位吧？
黃奇帆：他們一下子干出幾千億的產值來，需要20萬員工。這三家企業，每個企業今年都要先招1萬人，招來以后，就到上海、昆山等他們原先沿海的企業去培訓，到下半年年底，這1萬人就變成班長了，明年每個人帶8個人、10個人，20萬人就起來了。這是一個極大的產業鏈。
《經濟參考報》：您把這個模式稱為垂直整合？
黃奇帆：用學術上的話，過去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叫水平分工，現在我們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改變了水平分工。
《世界是平的》這本書，就是講大公司做研發設計，代工廠在沿海搞了幾個加工基地，然后第三類公司在全球做零部件，然后用物流、用運輸、用現代通信的辦法下單。這個意義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可以共做一個產品。一個上海貨，有些部件可能是巴西的，有些部件是印度的，有些部件是東南亞的，任何一個產品的加工，每個國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為一個產品做供應。
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時候可以這樣做，但是當原油變成100美元一桶的時候，世界就變得不平了。太過仰仗物流運輸是極大的能源浪費。我認為，現在的世界誰擁有零部件加整機一體化基地，誰就站在世界供應的高地上。
重慶就搞了這么一個高地，我們搞了一個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從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機一體化的這樣一個基地。在這個意義上，這件事不僅僅是改變了內陸，甚至改變了世界30年的加工貿易模式。當然這件事不是光靠我們，我們設計的方案得到了跨國公司的呼應，又得到了臺灣代工廠的響應，就運轉起來了。
我把去年的決策稱之為共振。是垂直整合模式的思維和跨國公司、三大臺商形成的一種共振；今年我們要決戰供應鏈，決戰零部件。去年決戰1+3，決戰惠普和三大臺灣龍頭加工企業的到位；今年是要把這三個臺商零部件的供應鏈真正拉到位。
重慶現在這樣做，并沒有在挖沿海的墻角
●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慶的8000萬臺在運轉，沿海原有的1億臺也在運轉。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會有變化，三年以后存量也會被帶過來的。最后可能出現的是重慶這里是1.8億臺，當然我不會這樣去做，(如果)我這樣去做，沿海會被氣死了。
《經濟參考報》：沿海地區能否借鑒重慶的這種一頭在內一頭在外模式呢？
黃奇帆：如果大家都要搞一頭在內一頭在外，那就要比勞動力成本、油電煤運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了。世界金融危機以后，跨國公司們普遍認識到中國西部廉價的勞動力、西部的優惠政策、西部的油電煤運的資源成本較低，這些都適合搞制造業。而零部件的制造業，不管是放在沿海還是東南亞，在中國西部是有競爭優勢的。
當然重慶現在這樣做，并沒有在挖沿海的墻角。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慶的8000萬臺在運轉，沿海原有的1億臺也在運轉。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會有變化，三年以后存量也會被帶過來的。最后可能出現的是重慶這里是1.8億臺，當然我不會這樣去做，(如果)我這樣去做，沿海會被氣死了。
《經濟參考報》：加工貿易曲線里，咱們的研發在外，重慶的這一模式也克服了這一弊端？
黃奇帆：我們長期以來的沿海加工貿易方式存在好幾個對中國經濟不太有利的地方。首當其沖的就是沒有核心技術。
我們以前加工貿易的概念，因為是組裝勞動力搬運工，不管是做電腦還是電視機，1000億的銷售，加工貿易的投資，包括生產設備的投資、生產線路投資一般只要5%的錢。對于一個老板來說，1000億銷售只花5%的投資的話，相當于只開一個貿易公司，他就沒有必要把研發基地放在這兒。
在高科技領域，越做零部件越是技術核心，誰做零部件誰是上帝。比如說芯片、液晶面板都是核心。我們講的奔騰四、五、六，實際上是芯片升格了。1000億的銷售里面零部件的產品投資平均要700億，比加工組裝的投資要多十幾倍。所以現在我的零部件加整機的制造基地都拉到重慶了，重慶就成為了研發基地。在這個角度上，我們這個模式反而使得重慶變成了研究開發的一個基地了�；萜盏难邪l在這里，廣達的研發也放到這里，英業達也在這里，他們跟我的協議里都承諾研發放到這里。
重慶成為了眾多IT企業的第二總部。這不是我黃奇帆個人的魅力，而是企業看到產能轉移到重慶能夠取得成功，把研發也帶過來了，這是一個附帶的成功，也是模式轉變帶來的新的好事情。
《經濟參考報》：對創匯模式的影響是怎么樣？
黃奇帆：加工貿易也是我們國家外貿摩擦的一個根源，還老被老外說我們出口太多。為什么呢？我們這些加工貿易，說起來1.2萬億美元，但凈創匯有多少呢？大致20%。深圳一年加工貿易出口2000億美元，來料加工運來的東西占80%，最后進出相抵消，其凈創匯只有20%。聽起來1.2萬億美元蠻龐大，實際上產生的凈創匯只有2400億，其他都是虛的。
此外，我們國家還有出口退稅，1萬億都要攤上去。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的錢在補貼外國人、在補貼臺灣人。結果我們還讓外國人說我們的出口那么多。實際上我們幫人家吸收了那么多的進口，他們又不算賬。我們出去了1萬億，進來了8000億。
我們的貿易摩擦以及我們每年幾千億的財政補貼，都補到了這些地方。現在不一樣了，我們的零部件80%自己做。如果有1000億美元的貨物出去，那我就凈創匯800億，我是真正地創匯，國家同樣也給1000億美元創匯補貼、退稅。所以，重慶的模式實際上是把創匯模式、出口模式也轉變了，使國家的出口補貼補到了要害上，這就是第二個附帶的好處了。
《經濟參考報》：加工貿易結算中心的思路是怎么來的呢？
黃奇帆：代工廠有很多的零部件從東南亞、美國、歐洲、印度運過來，這就形成一個網絡狀的結算。另外，這個代工廠把電腦交給惠普，于是惠普和代工廠之間也有結算，而且這筆結算有時候還要代工廠把產品一次通過物流公司運到美國才能再結賬。如果這個代工廠在中國，那么這個網絡賬完全可以在中國結算。但是中國20年以來，1.2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除了最低層次的跟勞動力結賬的代工廠和中國發生以外，5500億在新加坡、3500億在香港、還有1000億在臺灣、1000多億在東京，全部都在外面結算。這個結算里產生多少效益呢？會產生1000多億人民幣的稅收和金融的利潤，這金融的利潤里就包括十幾萬白領會計師的高薪收入。
去年六月份，我們跟惠普簽約時希望惠普把結算中心放在重慶，惠普說他們一直都在新加坡、香港。在這件事上我們吵了不少架。我告訴惠普總裁，重慶和惠普是戰略伙伴，利益相關。于是我們去年簽約后，這個賬就過來了。今年1季度已經交了4億稅收給我們了。今年應該可以拿到16億。這還只是1000億美元最初的一步，到明年肯定可以拿到30多億的稅收。
然后銀行的利潤也會有30多億，這些都要歸入中國的G D P。然后，再過一段時間，我們會有會計師的收入。當時我讓惠普他們把結算中心設在在我這兒，銀行利潤要結過來，而且是重慶的銀行做這個事。作為緩沖條件，我們允許惠普的結算業務外包給新加坡的會計師來做。這是第三個附帶的好處。
重慶是引鳳再筑巢，鳳有多大，巢筑多大
●從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個巢，鳳來不來也不知道。現在重慶這邊是引來了鳳再筑巢，這個鳳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這讓我們得到一個經驗：不要筑巢引鳳，而要量體批巢。
《經濟參考報》：其他西部內陸城市向重慶取過經么？
黃奇帆：我們內部人人都知道這個模式，但外地人不知道。成都跟我們搶英業達、搶富士康，一開始只是按照常規的招商，用西部的優惠政策和低勞力成本吸引人家。他們沒搞懂臺灣人只是惠普們的外包，老外愿意到哪兒，他們就到哪兒。
我也不忌諱和西部兄弟城市說其中的要害，招商不是招代工廠，是招宏基、戴爾、惠普。而這幾家實際上又是冤家，重慶有了惠普以后，我就不招惠普的第二競爭對手宏基了，但我會招東芝這樣的第五名企業，因為他們對惠普威脅不大，是可以和平共處的。而成都是可以找第二、第三名的，但他得用我的模式，重慶的零部件運到成都距離也不遠。這個模式西部是可以學的，按照重慶這個模式西部是可以打敗長三角的。除了電腦可以一頭在內，一頭在外以外，其他的電子產品加工貿易也可以這樣做。
《經濟參考報》：擁有兩個保稅區，這是任何一個內陸城市做夢都想得到的開放平臺。隨著近期西永綜合保稅區的掛牌，重慶也擁有了兩個保稅區。能否向我們介紹下這里有什么筑巢引鳳的故事么？
黃奇帆：我國從95年開始審批出口加工區一共批了9個，有一半是不成功的。五年過去了，圍了一塊鐵絲網的地，外面的也進不去，里面的也不知道干什么。這么一來，國家到了05、06年就開始停止審批。
也是重慶把這個重新啟動了，當時我把海關總署和六部委找來，說重慶現在來了三個老板，他們要跟我做4000萬臺電腦，需要十平方公里，這十平方公里會有五六百億的銷售值，這是中國投入產出最高的一塊地。由于又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稅的保稅區功能。六部委開始都不相信重慶會有這樣的舉動，第二天惠普和臺灣的代工廠都一起到了他們的調查組現場，告訴他們重慶的項目情況。結果六部委一個月時間就批了。
這讓我們得到一個經驗：不要筑巢引鳳，而要量體批巢。從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個巢，鳳來不來也不知道�，F在重慶這邊是引來了鳳再筑巢，這個鳳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這個鳳需要十平方，我就批十平方，所以我們就提出建一個全國20年來的最大的出口加工區。我們重慶在出口加工區停了五年以后，突然批了個十公里，不是因為黃奇帆有面子，是因為重慶引來的這個鳳就占了十公里。所以王岐山認為重慶是改變了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的審批模式，變成了量體批巢這么一個概念。□記者　楊維成　劉亢　朱薇　施智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