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23日在韓國慶州閉幕。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達成聯合聲明。聲明緩和了人們對各國貨幣競相貶值而導致“貨幣戰爭”的擔憂。聲明強調，各主要經濟體應該“基于市場決定匯率的原則，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同時就解決全球貿易失衡問題達成了共識。然而，有專家認為，此次會議在“表面的妥協”下仍有“本質的分歧”，未來摩擦仍將存在，全球匯率問題前路依然充滿挑戰。
新聞聚焦：
貨幣戰硝煙彌漫全球 各國決策者匯率分歧突出
各國貨幣爭端沒有任何消停的跡象，全球貨幣戰真的一觸即發嗎？擔憂情緒四處彌漫——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緩慢而脆弱。為保持競爭力，各國政府紛紛讓自身貨幣貶值。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IMF和世界銀行2010年年會本周末在華盛頓舉行。然而，IMF的周末會議只出臺了一個進一步密切監督大國經濟政策的含糊不清的計劃，并沒有對匯率問題采取實質行動。貨幣爭端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跡象。有分析人士表示，貨幣爭議在下月韓國首爾舉行的G20峰會上還會爆發。
貨幣戰意味著什么？當前歐美主要經濟體仍然受困于經濟疲軟、失業率攀升、公共財政失衡等問題，進口需求萎縮，出口動力增強。這決定了國際貿易可能進入爭端高發期。在此敏感時刻開打“貨幣戰”，可能會刺激一些國家壓縮進口配額和提高關稅，從而引發貿易戰，損害各方利益。
“貨幣戰”并不缺乏慘痛教訓。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后，多個主要經濟大國放棄金本位，施行貨幣貶值政策，加劇了危機破壞性，毒化了國際經貿關系，成為誘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之一。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強烈警告稱：“如果變成了紛爭和保護主義，那就有重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失敗的危險。”
山雨欲來風滿樓
這些擔憂并非無憑無據。今年8月以來，美元持續貶值，歐洲金融當局也推動適度貨幣貶值，促使日元匯率飆升。日元對美元匯率大部分時間維持在85∶1左右的高位，導致日本出口企業業績受損，通貨緊縮問題更加嚴峻。為了抑壓日元升勢，日本政府先是在外匯市場出手干預，其后更通過加大量化寬松政策的規模，希望振興經濟并將日元匯價推低。

然而，日本對匯率市場的干預似有可能成為全球貨幣戰的觸發點。市場預期歐美各國退市時間將延后。而且，美聯儲極有可能推行第二階段量化寬松政策，導致美元匯價急速轉弱，刺激商品價格大幅攀升。韓國企劃財政部也表示，日本政府介入匯率市場，導致美國、日本以及歐盟之間的匯率政策出現矛盾，這必將導致近期韓國匯率市場大幅波動。而這一情況一旦出現，韓國政府將會介入匯率市場，實施穩定匯率的措施。
在地球另一端的巴西也不平靜。由于大量美元涌入巴西，導致雷亞爾對美元匯率再次回升到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雷亞爾的快速升值對正在恢復中的巴西工業不啻當頭一棒。巴西政府近期連續推出措施，不僅動用外匯儲備和主權基金來吸收市場上過剩的美元，還增加了針對外國投資者在巴西固定收益投資的金融操作稅。
合作成為關鍵詞
貨幣戰的危害不容置疑，對貨幣戰的擔憂也真真切切，世界各國該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全球決策者在匯率問題上的分歧十分突出。不過，要走出貨幣戰的硝煙，各國需要攜起手來。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指出，各國政府當前有關匯率問題的爭執將打擊投資者信心，不利于私營部門參與到世界經濟復蘇之中。佐利克呼吁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問題。歐盟經濟暨貨幣事務執委雷恩也表示，世界各國貨幣政策需加強協作，以避免匯率大起大落，并實現更均衡的經濟增長。雷恩解釋道，這種協作可以在IMF或G20的框架中進行。
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相信，只要各國能攜手合作，任何形式的貨幣戰都可以被擊退。他說，中國已作出匯率改革承諾。現在需要的是各國政府出臺更多政策以糾正全球經濟失衡。
IMF也在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本次IMF年會上，除敦促成員國努力找出解決方案外，IMF總裁卡恩計劃近期向該組織成員提出一項名為“系統性穩定”的倡議。卡恩曾表示：“我們共同的目標是讓全球經濟重新平衡，若要達到此一目標必須通過相關匯率的調整。”該倡議計劃召集全球主要經濟大國舉行定期論壇，以解決中期匯率問題。 （記者 張紅）
“貨幣戰”沒有贏家 五大危害傷經濟
媒體觀察：
“貨幣戰”沒有贏家 五大危害傷經濟
進入2010年下半年，“貨幣戰”成為了威脅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風險之一。這場“貨幣戰”的主要內容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零利率政策的情況下進一步強化量化寬松政策，從而挑起與新興市場國家在貨幣政策上的沖突。
占領道義制高點
美國發動“貨幣戰”的重要戰略意圖之一是牽制人民幣匯率政策和逼迫人民幣升值。
對此，中國應本著有理、有利和有節的原則，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相應對策：
首先，要占領道義上的制高點，從輿論上牽制美元貶值政策。美國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引導美元貶值是一種以鄰為壑的行為，是變相的匯率操縱。國際社會有必要敦促美國采取有節制的貨幣政策。另外，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國政府一直以中國貿易順差規模作為其判斷人民幣匯率低估的依據，但是就結構來看，中國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水平無關，是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中國應該以貿易順差的結構性特征反駁美國的“人民幣匯率低估論”。
其次，中國有必要及時采取措施，積極應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和美元貶值政策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為此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加強對熱錢的監管，防止熱錢流入引發資產泡沫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第二，通過多元化投資，盡量降低美元貶值有可能給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損失;第三，一旦美國對其他主要貨幣出現大幅度貶值，中國有必要通過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確保多邊有效匯率的穩定，以此避免中國與美國以外國家的貿易摩擦。
最后，從長期發展戰略來看，中國有必要通過加速經濟結構調整，建立以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從而降低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程度。
另外，為了降低美元匯率波動和美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是因為用人民幣進行對外結算可以降低匯率變動風險和免除各種外匯交易成本，以人民幣進行對外投資可以避免由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由此可見，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改善中國在“貨幣戰”中的博弈條件。（周宇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世經所國際金融貨幣研究中心主任）
“貨幣戰”無異飲鴆止渴
評論分析：
“貨幣戰”無異飲鴆止渴
回首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史，美國憑借其超強的綜合國力在貨幣問題上延續了一貫的金融霸權做派。每逢危機來臨，美國政府往往極力支撐“強勢美元”，防止美元霸權風光不再。當危機風雨稍歇，則毫不猶豫推行美元貶值政策，以配合美國的產業轉型、出口復蘇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向世界各國轉嫁危機和風險，積極搶占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戰略制高點。幾十年來，美國這一策略屢試不爽，也成為美國霸權的一項重要戰略。在這一輪危機尚未退去，世界經濟復蘇步履蹣跚的背景下，美國又故伎重演——欲推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拉攏盟友逼人民幣升值……成為發動“貨幣戰”的主要推手。
此次金融危機源自國際金融的心臟地帶，美國一直掌控著危機爆發和蔓延的節奏，在利率、匯率、黃金價格等政策工具上明顯存在有目的的戰略組合。尤其是在奧巴馬政府第一輪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效果不彰、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怨聲載道的情況下，民主黨在中期選舉前夕呈現出江山不保的危急態勢。奧巴馬的一位顧問也說，除了美元貶值，奧巴馬經濟團隊已經找不出第二種辦法挽救千瘡百孔的美國經濟。
美國超大規模的經濟總量決定了美元政策對于世界經濟的走勢牽一發而動全身。美元政策調整目標太大，直接波及世界各國對經濟復蘇的信心。因此，為了降低美元貶值的壓力，美國政府把目光瞄準了人民幣、日元等貨幣，希望通過政治施壓迫使這些貨幣對美元升值。無論是國會所謂的《貨幣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還是財政部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說到底都是美國向其他國家施加政治壓力的籌碼。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余威尚存，世界經濟復蘇依然脆弱的關口，美國此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是否果真能夠達到目的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美國發動“貨幣戰”，錯誤地估計了金融危機后美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對新時期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格局判斷失誤，美國企圖通過向其他國家施加壓力而獲取經濟復蘇機會的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不僅不會實現美國經濟復蘇的戰略意圖，而且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首先，美國鍛造民主貨幣同盟的如意算盤未必如愿。匯率之爭本來就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當前歐美發達國家之間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分歧，所謂的反華貨幣聯盟不僅逆時悖理，也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識。
其次，美元貶值損人不利己。以中美金融關系為例，美國和中國相互需要、相互牽連和相互制約，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奧巴馬政府聽信了某些僅盯住選區局部利益的議員們的話，受損害的將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進而傷及奧巴馬競選連任大業。
此外，美元貶值對其出口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的進出口越來越取決于資源優勢、要素稟賦、金融服務和投融資環境，美元貶值對美國出口產品造成的價格優勢的刺激作用趨于遞減，無論價格高還是價格低，脫離產業分工鏈條的產品無論多么低廉也不會有市場。相反，美元貶值可能會損及世界對美國進出口貿易的信心，反而可能導致貿易替代和轉移效應。
次貸危機的延伸
進入2010年，美國、歐盟和日本等部分發達國家競相通過維持低利率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引導本幣貶值，大量國際熱錢流向收益率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助長了其本幣升值風險。面對這一風險，巴西、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采取應對措施，主要包括兩種形式：一是通過外匯市場干預阻止本幣升值;二是加強對熱錢流入的監管或采取措施阻止熱錢流入。在這場較量中，發達國家指責新興市場國家操縱了本幣匯率，而新興市場國家則反駁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借助寬松貨幣政策誘導本幣貶值。
就中國而言，2010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加大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力度，激化了美中之間的貨幣糾紛。美國政府的做法一方面是為了轉移視線，試圖把挑起“貨幣戰”的責任轉嫁給中國，另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國會中期選舉，把美國高失業率的原因強加給中國的匯率政策。就美國政府施壓的具體策略來看，其手段之一是借助美國國會的匯率法案，要挾中國屈服于其壓力;手段之二是企圖聯合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并借助二十國集團平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逼迫人民幣升值。
以美國為首的一部分發達國家推行本幣貶值政策的原因是：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恢復進程緩慢，其二次探底風險明顯上升;另一方面，龐大的財政負債規模和零利率政策使這些國家喪失了進一步刺激本國經濟的政策手段。在這一背景下，通過實施本幣貶值，依靠出口拉動本國經濟增長成了這些國家最后的“救命稻草”。從以上視點來看，美國次貸危機是引發“貨幣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次貸危機引起世界經濟衰退，而傳統的財政和金融手段已無法使發達國家經濟回歸長期增長的軌道，由此，以美國為首的一部分發達國家采取損人利己的本幣貶值政策。但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發達國家的做法只能是損人不利己。
負利率是導火索
2010年9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有必要進一步購買國債和強化量化寬松政策，這一表態意味著美國有可能通過大量印刷鈔票，刺激經濟增長。這一“口頭干預”加速了美元貶值進程。美聯儲之所以要在零利率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是因為后者能夠更有效地引導美元貶值。
通常，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寬松政策都可以起到降低本幣匯率的作用，但是二者影響匯率的路徑和效果有所不同。零利率政策主要借助套利交易，引導境內資本流向高利率國家，從而實現降低本幣匯率的目標。而量化寬松政策則是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式，提高通貨膨脹預期，從而達到本幣貶值的目的。由于發達國家也紛紛采取零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引導美元貶值的作用受到限制，在這一狀況下，只有負利率才能有效引導本幣貶值，而美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雙管齊下，從而進一步引導美元貶值。
伯南克聲稱要把美國的通脹目標維持在2%，并根據這一目標實施相應的量化寬松政策。這一政策選擇意味著在名義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美國會出現-2%的實際利率。正是受這一預期的影響，量化寬松政策加速了美元貶值進程。
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正在引起以下兩個方面的反應：一方面，有跡象表明日本等一部分發達國家將采取同樣的政策引導本幣貶值;另一方面，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正在設法采取種種措施阻止本幣升值。以上連鎖反應表明美國誘導美元貶值的量化寬松政策是引發“貨幣戰”的導火索。
五大危害傷經濟
全球“貨幣戰”有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5個方面：第一，助長全球性通貨膨脹風險。首先，其他國家會效仿美國，紛紛采取量化寬松政策，這一羊群效應會造成流動性泛濫和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風險;其次，從以往的經驗來看，作為全球主要定價貨幣，美元貶值會引起原材料、石油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從而引發成本推動性通貨膨脹。2010年下半年，美元貶值已經引起小麥、玉米和棉花等價格的大幅度上升，漲幅已接近或超過50%。
第二，破壞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美元匯率的跌宕起伏必然給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帶來巨大沖擊。當前，美元占全球儲備貨幣的比重超過60%，占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比重超過50%。一旦美元出現大幅度貶值，運用美元進行投資和結算的經濟實體將被迫面臨調整壓力和不得不承受額外的調整成本。
第三，美國將通過征收通貨膨脹稅的形式，無償掠奪他國財富。作為全球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和投資貨幣，美元內外貶值將會在全球范圍內引起財富的再分配，從而實現美國無償占有他國財富的目的。美元在本質上屬于由美聯儲擔保的債務憑證，美元購買力的下跌意味著美國以征收通貨膨脹稅的方式掠奪了債權人的一部分財富。
第四，提高了爆發“貿易戰”的風險。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影響力和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有利地位，強行推行本幣貶值政策，這一做法必然會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如果其他國家在“貨幣戰”中處于不利地位，那么這些國家會以貿易報復措施保護自身利益，其結果是“貨幣戰”有可能演變成“貿易戰”。
第五，提高了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風險。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收益率高于發達國家，因此，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會導致大量熱錢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如果這些國家容忍本幣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這一狀況會惡化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經濟狀況。反之，如果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外匯市場干預阻止本幣升值，那么這一對策會引發通貨膨脹風險和資產泡沫風險。將來，一旦美國政府提高利率，大規模資本流出有可能引發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危機。

總之，對美國來說，與其通過打“貨幣戰”把局勢搞得更糟，不如與世界各國攜手努力，共克時艱，通過互利共贏的對話和協商尋求推動經濟復蘇的良策，這才是走出危機迎來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根本之策。（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趙可金 副教授）
絕不讓匯率之爭變成貿易戰導火線
各國政府為了盡快恢復艱難的經濟，所有的政策幾乎都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無限制發行貨幣，政府債臺高筑，大宗商品被過度投機，價格不斷大幅上漲，流動性全球泛濫。特別是近期，全球主要貨幣競相貶值，引發相關國家的貨幣大幅升值，日本、韓國和許多東南亞國家不得不出手干預匯率，國際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各國單邊競相貶值貨幣的行為，可能會讓各國自食經濟學理論描述的“合成謬誤”的惡果。
各主要貨幣競相貶值和其他國家干預貨幣被升值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本國出口，減少從他國進口。但是危機時刻，政治家們似乎完全置國際貿易的最基本的道理于不顧。國際貿易理論清楚表述，本國的貨幣貶值可以增加本國的出口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其他條件都不變”。
這個定理的意思是，假設各國的貿易商品都是相互具有替代性的，如果一個國家貶值貨幣，其他國家的貨幣不變或者升值，貶值國家的出口可以得到增長。但是如果其他國家也隨之貶值，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率先貶值的貨幣引發了其他貨幣的貶值，或者像現在的情況一樣，各國政府都在主動出手，阻止本幣的相對升值甚至希望本幣相應貶值，“其他條件不變”的假設發生了變化，雙邊匯率的兌換水平并未拉開，甚至存在率先貶值貨幣國家的貿易條件進一步下降，嚴重打擊出口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么美元、歐元貶值的同時，堅決反對日本干預匯市，施壓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事實上，所有競相貶值的國家相互都面對上面描述的結果。每個單個主體從各自增加出口的利益出發的“合理”的貶值行為，都成為其他貨幣貶值的假設的“保持不變”的條件的改變，實際上都在不斷惡化雙邊和多邊貿易條件，發展下去匯率混戰最后的結果就是尸橫遍野的貿易混戰，重演上世紀三十年代貿易戰的慘烈，再現國際貿易的大萎縮、世界經濟的大蕭條的“合成謬誤”。不過這一次的混戰規模要大得多。危機之中，貿易保護主義會讓全球陷入滅頂之災。
危機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全球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根本特征。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所有的人都必須遵循合作共贏的基本原則。以各自為中心的行為，會形成全球災難性的“合成謬誤”。
美元不斷貶值，引起其他貨幣不斷相對升值。值此危機時刻，要讓升值貨幣置可能付出的出口下滑和經濟增長下降的沉重代價而不顧，為美國和其他主要儲備貨幣的經濟體制造“良好”的，由符合美元貶值利于出口的前提假設的國際環境，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讓人民幣升值來提供這樣的環境也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共同維護全球匯率的整體穩定，負責任的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不要輕易貶值，更不能連帶其他貨幣的大幅升值，就是當前避免匯率戰和匯率戰的合成謬誤——貿易戰的唯一選擇。穩定匯率是當年穩定亞洲危機的武器，也是當前穩定世界經濟形勢最有針對性最有效的藥方。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對穩定亞洲金融危機形勢，避免了更深度的危機有定海神針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在人民幣加盟全球匯率穩定的同盟軍，對全球貿易和經濟形勢的穩定勢必至關重要。當然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這次匯率戰源自美元貶值。解鈴當需系鈴人，美元的穩定才是全球匯率穩定避免全球陷入貿易大戰的諸多要素之中的重中之重。
目前，主要危機國家似乎喪失了所有傳統意義上迅速恢復經濟增長的有力武器，面對國內外經濟政治壓力而求救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行為，把全球再次拖進了新一輪危機的邊緣。中國要在明天開始的G20外長會議還有下月的G20峰會上，把聯手穩定全球匯率作為主要議題列入議程，并而且要努力爭取主導問題的討論，率先穩定人民幣匯率，推動以美元穩定為主的匯率穩定的聯手行動，絕不能讓匯率之爭變成全球貿易大戰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