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淡馬錫上個財年虧損高達400億新幣（1880億人民幣）。而據新加坡財政部今年2月的報告，在截至去年11月30日的八個月中，淡馬錫虧損了高達580億新幣（2726億人民幣），而其投資組合總價值也一度縮水至1270億新幣（5969億人民幣）。目前，新加坡財政部是淡馬錫唯一股東。
　　
　　最近，新加坡民眾對（中新合作的）蘇州工業園慶祝15周年以及天津生態城項目提出了疑問，他們認為新加坡政府在蘇州工業園項目中吃了虧，此前政府控股淡馬錫的投資又砸了錢，證明政府精英們眼光有問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給工業園區打了個70分。在新加坡，會考成績以50分為及格線，在高中會考中，70分是剛好屬于A的等級。
　　
　　在新加坡人看來，蘇州工業園的建設并沒有如預期那般為新加坡經濟帶來新的收入，因此可總結這個項目其實是一個發展策略上的失敗。（8月1日《中國經營報》）
　　
　　今次金融危機讓人反思“華盛頓共識”、經濟自由主義存在的弊病，政府干預的合法性、合理性論證空前有力。但歐美凱恩斯主義者所談論的政府干預，究竟能不能等于以新加坡模式為代表的政府強勢主導經濟？或者更具體來說，自由經濟理論的實踐破產是否意味著中國各地新一輪政府投資熱、大項目大工業熱、城市化熱的正確性？
　　
　　金融危機使得新加坡模式去年下半年起重新走紅，我國一些城市主政官員大談全面復制新加坡經濟管理的經驗，其中就包括淡馬錫經驗。這些城市都暢想將本級本區域國有資產打包，做成既有政策扶持又有市場競爭力的本地“淡馬錫”。如今不僅“榜樣”虧錢了，而且這兩年各地扶植的類金融巨頭也并未能取得上佳業績，這不能不讓人反思此領域內的模式引進。
　　
　　《中國經營報》的報道證明，迄今為止，國內主流媒體對中新合作項目的介紹和宣傳是并不全面、公允。新加坡模式是按照自身的特殊環境創建，照搬到其他地方會有水土不服的現象；模式本身的文化特性與環境產生了碰撞，并且影響到合作園區的產出效益以及新加坡人繼續投入的積極性。這兩天廣州與天津民間輿論陷入“哪個城市更有發展前景”的爭論，很顯然，忽略政策環境等因素，簡單比較GDP總額沒有意義，反倒是兩地分別與新加坡合作興建的“知識城”、“生態城”，有沒有可能從政府主導、強烈的政策依賴中走出民營經濟自主創新發展的道路，這似乎更有推究的必要。
　　
　　正如之前一些媒體和學者所談到的，我國各地對新加坡的學習熱潮，很大程度上是對新加坡經驗的選擇性“利用”，只強調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模式由政府主導推動、新加坡嚴厲的社會管理乃至高薪養廉（至于高薪養廉所需的前提“財產申報”，則以國情不同為由巧妙敷衍）。如果在接下來的中新合作中，有關城市繼續延續前述支離破碎的“新加坡學習觀”，幾乎可以肯定是收不到預期成效的。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亞太區域署長林敬文在接受《中國經營報》專訪時亦指出，“新加坡在政策的穩定性以及其他配套方面，如金融、融資體系、現金管理等配套服務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新加坡是全球四大外匯交易中心之一，在供應鏈管理方面，無論是商流、物流，都可以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務”；對于跨國企業而言，新加坡良好的人才環境有助于招聘到國際化的人才。此外，新加坡的稅制簡單、稅率偏低，與許多國家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的協議、投資保證協議。倘若我國各地仍然嘴上高呼學習新加坡，卻坐視“真經”作廢，不能從公共管理和服務的機制上進行深刻改進，將“政府強勢主導經濟”異化為“事無巨細干預經濟”，依舊以簡單化的免稅政策誘惑來招商引資，亦不免將中新合作的路子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