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川南經濟區”的話題，舒國興咧嘴笑了，精瘦的臉上亮出溝壑。
    1984年，大學剛畢業的他大膽提出“川南共同體”建設構想。“當時分析，這么密集的中等城市群西部絕無僅有，全國也只有蘇州、常熟一帶情況類似，應當具備快速集聚發展的潛力。”
    25年后，舒國興已身居自貢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一職，成為這個川南重鎮的發展規劃者之一。而歷經多年反復探討之后，川南經濟區建設開始全面提速。
    川南共同體、川南一體化、川南城市群——各種規劃文本表述各異。但無論如何，川南5市聯手圖強的夢想已再度展開，甚至被提升到 “打造全省經濟發展新增長極”的戰略高度。
    三大目標浮出水面
    川南5市目前經濟總量為全省的28%左右。省發展改革委透露的信息顯示，新的川南經濟區規劃已初步明確了三大目標——要驅動靜態意義上的城市群形成一體化的經濟區，同時支撐增長極，川南經濟總量至少要達到全省35%以上；城市化率接近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后期水平；人均GDP要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樂觀估計到2020年川南經濟區有希望實現這些目標。”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光四說。
    在川南工作多年的舒國興理解王光四的謹慎：川南5個兄弟塊頭差不多一般大，長期以來對“中心”的爭奪未能讓中心凸出，反而導致同質化低水平競爭，浪費資源優勢、區位優勢和市場優勢，最重要的是輸了時間——今天的川南已不具備與蘇州、常熟城市群的可比性，甚至落后于許多后起之秀。    要實現新規劃的目標，川南必須抓住目前的戰略機遇期：其一，川南城市群處于長江橫軸之首，正是四川走向東南亞的橋頭堡，隨著內陸省區市開放程度不斷加深和大批聯通南面省區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實施，川南盡顯地利之便。其二，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建設，川南原始積累已有基礎，工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49%，高出全省10個百分點，正在邁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具備了自我積累、乘勢而上的基礎條件。
    主動承接成渝輻射
    長三角在全國經濟總量中占17%左右，珠三角、環渤海大約占11%，成渝加起來估計占6%——要建設國家新的增長極，成都、重慶哪一個分量都不夠，必須攜手；而廣袤的腹地不發達，成渝經濟區的實力也要打折扣。對外主動承接成渝兩個中心城市的輻射成為推進川南合作的必然選擇。
    瀘州市委書記朱以莊有句 “名言”：只有成都、重慶成為香港，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深圳。此言概括了川南5市面對成渝兩個特大型城市的標準心態。
    自貢市委書記王海林分析，按2007年數據，5市固定資產投資總和僅430億元，僅占全省的16%，低于人口、生產總值、工業增加值等在全省的比重。再看同年重慶數據，該市一小時經濟圈內完成投資2432.92億元，投資強度大大高于川南。
    從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歷史演變看，周邊城市與上海之間經歷了“依附-競爭-合作”幾個階段。朱以莊認為，如同20年前的上海，現在成都、重慶輻射周邊的力量還很有限，甚至在具體項目上還在與周邊中小城市競爭。而只有在特大型城市充分發展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避免虹吸效應，實現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帶動。
    對于川南5市來說，眼下聯手合作的最誘人之處，正在于身處成渝經濟區的南部腹地，可以用更大規模的體量來爭奪更有力的話語權。內江市委書記唐利民指出，川南要甘做敢做成都、重慶的配角，還要不斷奮起從配角努力成長為主角，這是大家的共同機會。
    合作路線圖
    對于川南城市群內部，5市高層一致認為：眼下川南5市工作聯系多，經濟橫向合作少，經濟相對封閉。
    邁出合作第一步的難度有多高？唐利民笑言：說難也難，說容易很多時候也就是一張紙一捅就破，可考慮施行先易后難的一體化行政措施，比如 “川南5市先統一車牌照，最好用自貢‘川C’的牌照”。
    雖然各有各的 “次樞紐”表達式，川南各市對川南交通網絡化、打通斷頭路的合作要求最緊迫。曾因成渝高速通車吃夠“過路經濟”苦頭的內江人，思考著如何抓住成渝城際鐵路建設的機遇重振“通道經濟”，通過便捷的交通網絡形成輻射川南的大市場、大物流、大倉儲格局。而瀘州港的情勢同樣如此，瀘州港去年全年吞吐量不過7萬多標箱，隨著其集裝箱碼頭100萬標箱擴建工程和進港專用鐵路開工，未來“找飯吃”的隱憂已現，若不依托川南乃至更廣闊的省內、川滇黔、西部腹地，瀘州港可能形成實質上的運力浪費。
    產業合作有大空間。川南5市有這樣的共識，川南在能源和重化工業、重型機械、食品飲料等產業方面實力較強，可以在企業自愿的前提下，政府推動構建上下游合作配套關系。自貢市經委主任陳久光舉例：大西洋機械設備公司新研發的高附加值產品“藥芯焊絲”需要從上海寶鋼購買原材料薄板材，如果幾十公里外的川威集團能夠順勢調整產品門類，將是一件雙贏的事。
    區域品牌打造有大文章可做。宜賓市經委主任王邦興分析，川南打造中國白酒“金三角”現在很受關注，其實就是一個區域品牌打造、推廣、營銷的全新課題。這方面國內不乏先例和“高手”：云南的磚茶都叫普洱，福建的茶都叫鐵觀音。樂山市發展改革委透露，四川運作起來得心應手的旅游線路打造手法也可運用于資源豐富的川南打造區域旅游品牌。該市正考慮充分發揮峨眉山—樂山大佛景區整合體制優勢和帶動效應，旅游部門已全力投入新規劃中的區域旅游業發展編制工作。
    但是，即使在5市高層共同認可、最能取得一致利益的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領域，實施起來也并不簡單，因為某些基礎設施項目競爭性極強。
    此外，即使是交通通暢了，如果不解決體制機制問題，生產要素在不同行政區之間流動的制度性成本依然很高，橫向經濟聯合最終會與行政區利益發生矛盾。
    因此，5市高層提出，或可建立一套全新的川南經濟區協調機制，在省級層面建立有發展改革部門牽頭參與的領導小組；在市一級，則建立政府、學界、企業界等多個不同方面的聯席會議制度。但朱以莊認為，川南的特點是沒有“大哥”也就沒有“舉旗幟”的地方，松散的協調機制起到的作用將很有限。他提出，要加速整體區域發展，必須施以極化政策，其他的交給市場去辦，川南5市“中心”之爭亦可讓市場說話。
    關鍵是體制機制創新
    王光四認為，川南經濟區要成為四川經濟發展新增長極，體制機制創新很重要，關鍵還是“人”和“錢”。
    他認為，從規劃、體制、經濟等手段出發，可供決策的方面包括：
    ——財稅體制調整，在發展公共財政體制框架中，對川南采取“一定三年”政策，超基數部分按收支兩條線原則返還，支持當地自我積累。
    ——建立產業發展基金，支持川南優勢支柱產業發展、優勢企業的擴張以及創新。
    ——靈活金融政策，鼓勵區域內重點產業抱團擔保，構建主要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的融資平臺。
    ——稅收優惠政策的審核權向市一級下放。
    ——土地政策方面，在城鄉統籌中先行先試，實現土地在全區域內的流轉，在占補平衡前提下實現土地整理的全投入，允許農村和城鎮建設用地升級。
    ——產業準入上，遵循非禁即入原則，以有利于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取向，實事求是地解決一些產業發展爭議；爭取按地震災區政策處理相關審批問題。
    若這些政策能得以實施，無疑將為川南創造出具有相當比較優勢的政策環境。但這也意味著省內幾大經濟區域利益格局的全新調整。王光四認為，從成都建設西部綜合交通樞紐主樞紐的既有經驗看，四川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再一次集聚資源和焦點，支持川南經濟區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