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經濟近來的好轉，正催生出一種危險的樂觀情緒，幾乎是在蓄意漠視今后的困難。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把2008年作為亞洲發展模式破產的標志性年份。過去20年間，這種模式為亞洲經濟的迅速增長提供了主要動力。而未來10年，將迎來通往新發展模式的艱難轉型期。不幸的是，許多亞洲國家正在施行的危機應對政策，雖然可能暫時推動增長，卻只會加大轉型的難度。 　　亞洲發展模式——中國是一個強勁增長的典范——的核心，是旨在調動高水平的國內儲蓄、并把巨額投資輸送到產能建設的各項政策。這些政策通過制約消費推高了儲蓄水平，盡管與此同時，也迫使國內生產迅速增長。亞洲發展模式的后果之一，就是數十年來，生產一直超過消費。當一個國家的產出超過了消費，它就必須實現貿易順差，出口過剩產能。因此，亞洲模式要求貿易順差高高在上且不斷擴大，使亞洲制造商能夠生產遠遠超出亞洲消費者購買力的產品。
　　但如果沒有其它地區的貿易逆差，就不會有（亞洲的）貿易順差。亞洲模式的一個根本條件是：外國人能夠維持必要的貿易逆差。實際上，只有美國經濟及金融體系的規模和靈活程度能夠勝任這一角色。換言之，亞洲模式隱含著一場豪賭——即押注于美國繼續維持并擴大其巨額貿易逆差的意愿和能力。
　　近20年來，美國家庭一直不計后果借貸，為消費狂歡埋單，也使亞洲出口商得以持續出口過剩產能。但隨著美國家庭的資產負債狀況表變得不堪重負，步入一段漫長的去杠桿化過程，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全球金融危機正是這一過程的組成部分。
　　因此，未來很多年，美國消費增長都將落后于GDP增長。也就是說，美國的貿易逆差必將收窄，甚至變成貿易順差。就規模而言，歐洲是足以取代美國的唯一經濟體，而它顯然也境況不佳，且負債累累，無力彌補上述需求缺口。因此，未來數年亞洲國家將無法繼續通過巨額的貿易順差來消化過剩的產能。
　　那它們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亞洲國家能夠迅速推高國內消費凈額，使其足以彌補美國消費凈額的下滑，就不存在什么問題了。不幸的是——如果說歷史情況可以為鑒的話——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的時間，將比許多人希望的長得多。從出口驅動型經濟向著國內消費驅動型模式的轉型，涉及金融體系及家庭行為的漫長調整，還須對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政治結構和產業政策進行重大調整。
　　然而，許多亞洲決策者仍對過時的發展觀和僵化的產業及金融體系戀戀不舍，他們正把事情弄得更糟。他們試圖通過加速推行已經破產的政策，來促進國內消費。
　　這些投資導向型政策會通過擴大生產，間接地推動消費增長。因此，雖然它們暫時能拉動經濟增長，但無法令國內消費凈額上升到足以取代美國購買額的水平。更糟糕的是，某些情況下，這些政策將在未來最需要國內消費的時候，對其構成嚴重制約。
　　舉例而言，過去5個月，在中國政策制定者的鼓勵下，出現了一輪規�？涨暗男刨J擴張，它不僅以拉動投資為主要目標，也幾乎肯定會導致未來的不良貸款大幅攀升。當不良貸款問題日益凸顯、并威脅到銀行體系的生存能力時，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出臺應對政策——它以往就是這樣做的，以進一步遏制消費，比如強制降低存款利率，以提高銀行利潤水平，或吸納存款用于銀行的資本重組。
　　風險在于，如果政策的效果是令財政借貸、銀行債務及企業存貨出現短暫、且不可持續的增長，那么這些政策只會令中國的轉型之路更加艱難。最終消化這些政策的影響，將令向內需驅動型經濟轉型的過程變得更加漫長和痛苦。
　　事實證明，亞洲發展模式隱含的一個基本前提——美國家庭有能力無限制地貸款和消費——是錯誤的。這意味著，以這種模式作為增長引擎的時代已經結束。對于亞洲政策制定者來說，越早認識到這一點，越早堅定地推行經濟與政治變革，轉型經受的痛苦就會越輕。不幸的是，這種情況似乎并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