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保持投資較快增長；要抓緊研究出臺鼓勵引導社會投資的優惠政策。此間觀察人士稱，擴大投資以防經濟快速下滑的短期政策目標不應忽視對高投資、低消費經濟結構的長期治理，以使投資刺激計劃發揮出更大乘數效應，并推動形成內需主導的新型經濟增長方式。 
實際上，中國經濟經過10年來的高投資、高增長，如今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實施環境已與1998年有了很大變化，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以及刺激經濟的效果不能片面夸大。目前，基礎設施遠較10年前飽和，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性下降，而樓市疲軟使得通過完善基礎設施來刺激房地產投資進而帶動其他產業投資的鏈條受阻，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空間變窄。另外，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國企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已降至30%左右，社會投資主體明顯改變，國企開展大項目投資來帶動經濟的輻射效應減弱。 
同時，如果大量貸款向政府支持項目和大型國企集中，有可能使整個經濟的投資效率下降。再加上消費率的逐年走低，終端消費沒有激活，巨額投資可能造成一些行業產能過剩。 
可以說，目前的經濟困局既是國際金融危機雙重打壓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所造成的，也是以往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投資主導的發展模式弊端累積的反映。應對經濟下滑，加大政府投資無疑是最主動、最直接，也是短期內最有效的措施；但巨額投資刺激計劃要發揮出理想的乘數效應，要避免掩蓋更深層次的矛盾，不僅僅需要出臺吸引社會投資的優惠政策，還需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 
在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應優化投資結構，彌補在過去粗放式的高增長時期所忽視的對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 
改善社會投融資環境，打破影響資本自由流動的行政障礙，激發民間資本活力。政府投資要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就需要進一步吸引和調動民營經濟參與社會投資，而不能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鼓勵多種經濟成分進行自由競爭，提高社會經濟效率。 
應對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下滑是挑戰也是機遇，短期的救急政策與長期的結構調整有矛盾也有融合，這取決于對經濟增長是“快速”還是“良好”的選擇。要得出最優的答案，需要決策者高超的調控藝術，也需要進一步明晰政府與市場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