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1日，由經濟觀察報社主辦的“2008年度觀察家年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2009行動綱領：變遷·角色·責任”。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本次論壇。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 
　　周其仁：謝謝，這個題目我解釋一下，就是現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了全球差不多相對主導性的政策，財政政策對家庭、行業、企業未來擔憂不敢花錢，或者是不敢融資花錢的時候，政府主動地用政府的財力來進行投資，維持經濟增長。那么，這個政策可能會遇到兩個問題，一個是政府花的錢從哪里來，如果政府的錢是來自于政府的結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政府收納稅人的錢用于投資，這在經濟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這不是今天的現實，主要是國家政府的財政都有大量的赤字，這樣積極的財政政策就邁向一個未來的挑戰性的問題。這個錢大大地花，到底有沒有可靠的經濟基礎？如果它來自于居民對政府未來的信心，也就是居民自己的儲蓄來買政府的債券，這樣的話，它是比較好的。但是，也可能出現另外的情況，像美國的聯儲已經宣布，要用聯儲的基礎貨幣購買美國的國債。這樣一個前景，是應該讓我們感到擔憂的。這一定會把當前金融危機的應對轉成未來的危機，所以這個政府應對的錢從哪里來是需要考慮的。
　　在這個情況下，中國的政府的擔憂是可以減輕的，雖然中國的政府沒有大量的資金，但是居民的儲蓄是很高的。但是，未來中國的政府還是有一定的擔心，因為依靠外需的經濟還是比較嚴重的。
　　那么，政府這個錢花到哪里去？它肯定是帶動未來的增長，因為要花錢做項目，你需要買東西。但是，它有一個可能，就是政府修成這個項目，它不能轉化為未來經濟增長的基礎，同時路修好了，最關鍵是上面有沒有車跑，如果路修好了上面沒有車跑，那么剩下的難題就是把當前的難題移向了未來。那是不是再修第二條路，如果第二條路修好了還沒有車跑，要啟動起來經濟怎么辦？那么，這個麻煩就會延續下去。
　　日本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大肆地花錢，一方面政府的債務占到GDP的60%以上。一方面它已經發現很難找到將來有經濟需要的基礎設施，這一點中國從這個層面看，應該說總的來說是沒有問題的。那么，中國跟日本的發展階段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城市，特別是廣大的農村還有很多需要投資的地方。但是，中國也要考慮積極的財政政策到底往哪個方向做更大的傾斜，這一點是我們最近正在研究的課題。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一些想法，就是盡量往未來的瓶頸方向去布置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的項目。因為你只有對未來的瓶頸進行投資，這樣經濟起來的時候，下一步的經濟發展才會比較順暢。所以，我的這個題目是這么來的，這個題目有很大的難度，特別是現在的經濟已經寒流，所以所有原來有瓶頸的東西都消失了。原來說港口沒有船，鐵路找不到車皮，發電量不夠，煤不夠，現在好像全下去了。所以，當經濟寒流的時候，你要想未來的瓶頸哪里，可能是一個很困難的，至少對于我們來說是有困難性的。所以，我們把這個問題提給在座的大家，經濟觀察報也有很多的讀者，把這個問題提給大家。怎么樣思考一個對策，真正地應對未來的瓶頸。
　　所以，有一個大的政策要確定，就是要更多地把中國的建設項目，引向國內需求、引向國內市場。這不是說外向從此對于中國不再重要，外向對于中國永遠是重要的，中國永遠不能關起門來搞自己的經濟建設。但是，過去的10年到15年，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是非常快的，無論是面向國際市場的產能，還是面向國際的基礎設施，發展都是非常強勁的。比較而言，是國內的方向有很多薄弱的環節，所以大的方向、未來的瓶頸，一定是支持國內市場起來的那些設施，一定是在國內行業恢復市場、恢復繁榮有可能會出現較大的瓶頸的項目。
按照這個思路想，我們認為可能有這么幾個方面，這不一定對，因為這個研究有很大的猜測性。 
　　第一，給國內的流通奠定一個更扎實的基礎設施的基礎。因為流通是需要大量的物流，我們現在沿海往外走的物流建設是達到了一個世界級的水平，港口、公路、鐵路、高速公路，凡是沿海的物流潛能是非常大的。但是，與國際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央已經出臺了對于鐵路的投資政策，這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我們在各地看水路的投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水的節能對于重量非常大的商品運載有很大優勢，中國的水路由于這幾十年生態變化，也由于我們現代化增長當中技術戰略的選擇，水陸經濟的恢復，這里面需要巨大的投資。我們很多的水陸經濟達到歷史最好的黃金(187,2.45,1.33%,吧)時代，需要巨大的基礎設施往里面砸錢。而這個方面的投資，不是說每一個項目都可以成功的，但是這個方向應該是對的。如果這個基礎設施不能起來，將來在國內的發展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瓶頸。
　　第二個方向，我認為這個城鎮具有巨大的投資要求。我們這幾年可以看到，經濟的增長很快、收入增長很快，但是人們的生活是很不方便的。比如說像擁堵，它不單單是因為我們個人上下班不舒服，它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因為它是一個交易費用的體現，就是我們有很多的時間不能用于有益的財富的生產和創造，要用于煎熬。而城市要讓它變得方便起來，是需要巨大的投資，從城市到城鎮，這些節點上，比如說北京就是說中國的第一流城市，跟香港和東京比，我們這里面花費的時間成本是驚人的。我們很多的地方說要建設區域的、亞洲的或者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一個指標就距離非常遠。你在東京、香港商務金融的會面，一天可以安排大概9次。你在北京、上還有保障的可以預約的會面的次數非常少，當然你用警車開道是另外的事情。
　　這里面的城市建設跟我們現存的土地制度是有關系的我們現存的土地制度是拍賣土地，把70年代的制度拿過來作為制度建設，這個對于我們的制度建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基本面要肯定。但是，它有一個數量和平面的趨勢，一屆一屆的政府只有更多的賣地，才能更多的資金建設自己。所以，我們這個城市往平面上擴展得非常快，但是已經在城市里面的生活、投資是嚴重不足的。這方面，可能我們對于空間資源的重新布局，否則無論我們GDP增長多高、國民收入增長過高、我們的生活、商業活動、人們的交往非常不暢。所以，大家多說我們的網民在網上的火氣很大，因為他在生活當中有很多的不滿，所以他的不滿可以在網上發泄。這是對于我們城市內在的擴大邊界，增加它城市運行的功能，降低人們在城市里生活的時間成本，這個領域應該有很多很多的項目可以考慮。
　　第三，我們不能一談經濟就是制造業，這是過去我們10到15年的主打。但是，我們一講經濟就是制造業，可能我們很多的內需就滿足不了，我們還不要說拉動內需。現有的有些需求，就得不到滿足，剛才李金華副主席講到了，比如說醫療、教育、養老、文化，這些領域現在就有大量的需求。現在很多的家長就拿著錢找好學校，滿足不了，當然了學校的教育不是一天可以培養出好學校，但是要開始搞，你現在不搞，你100年以后也不可能有第二個北大。可是，我們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服務、文化事業領域這些的準入方面，有大量的問題。前不久我們參加討論會，有一位人士的觀察我認為非常敏銳，比如說臺灣外資跑到中國來投資，如果搞工業、制造業項目，我們從上到下都歡迎，但是他們說要搞5000床位的醫院，從2002年到現在還沒有落實下來。這不光是對外，對內也是這樣的，有很多的民營醫院和民營學校是可以辦好的，政府沒有那么大的力量，為什么不的開放一點？允許這些事業、服務擴大他們的服務范圍，這部分的需求是現實的，不是潛在的。當然，潛在有更大的需求，所以這個領域還不單單是基礎設施，它是一個制度的基礎設施，就是我們的開放政策，我們從制造業搞得非常好，要把這個經驗移到非制造業，移到廣義的社會服務業的方面來。
　最后一點，我認為以前的城市建設的經驗可能會卡住我們的未來的城市建設我們回想一下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的蕭條，可以說我們完成了保8的應對，其中是改了城市的住宅體制，把單位、國家的分房，改變成了市場化的住宅體制。就這么一個變動，就帶動了巨大的產業，這個產業里面有很多的問題，有很多的教訓要總結，但是不可否認，這個產業對于當年經濟的啟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了很大的貢獻。 
　　現在看一下我們的農村，我們幾億農民的住宅，差不多等于我們以前的單位分房，只不過是生產隊分房、分地。那個地是不講價錢的，沒有產權的，就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多一個人、多一戶，就多分一份地。所以，這幾年中國的城市化高速推進，我們的概括是城市在擴大，農村不縮小。因為農村不占那個地白不占，退出來沒有報酬，也不能夠流轉，也沒有一個貨幣補償。如果我們啟動08年的政策，我們對于這個土地制度進行一個變革，我們相信會帶來一個巨大的需求，這個需求不單單是城市建設，不單單把中國的城市建得像歐洲、非洲，而是帶來一個長久、旺盛的城鄉建設。
　　成都作為國務院批準的城鄉綜合協調改革試點區，是已經做了很大的工作，特別是這場地震災難，因為災后的重建，是很重要的人物。管靠政府給我們每一戶發1、2萬元是遠遠不能完全重建的，整個四川是上百萬戶的房子要全部重建，成都一個市就是13萬戶，僅僅靠財力，根本不足以完成這個事。在這個壓力下，他們現在找到了一條所謂的城鄉連接。農村的房子塌了，但是他們地還有，這塊地不是耕地，它是建設用地。但是，農民是不是還像傳統一樣住那么大呢？他能不能把一部分地轉讓出來，讓城市的資本進去，跟他聯合建設呢？這個城市問題、法律問題。
　　我現在再看，如果中國把城市通開、城鄉通開，這是一個未來發展的思路。但是，反過來講我們要進一步的擺脫瓶頸，來進一步進行發展。對于我們來講，中國居民的儲蓄率高，讓居民對于未來有信心，這是用到跟未來的發展大的方向上去。這個大的方向不是完全面向國際市場，而是在面向國際市場的同時，要很好地開動、開發國內市場，來改善中國人民、內地人民、中西部地區人民的生活。這樣的話，我們有可能很好地應對當前的危機，同時爭取一個未來發展的可靠基礎。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