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秋
    近日，溫州“炒煤團”在山西遭遇生存危機的事引起熱議。在筆者看來，輿論的一個“炒”字，基本上就給投資山西煤炭業的溫州商人定了性。然而，這樣的定性是輕率的。有人將近兩年的煤炭價格上漲部分地歸咎于溫州資本。這種看法完全顛倒了經濟學的邏輯：不是溫州商人抬高了煤價，相反，是高煤價吸引了溫州資金。
    事實上，假如沒有溫州商人投資于山西煤炭開采業，市場的供需缺口會更大，煤價可能會更高。客觀上，溫州私人資本進入山西煤炭業，起到了擴大供應、平抑煤價的作用，而他們所獲得的利潤，也正是他們捕捉利潤機會、敢冒投資風險的企業家精神所應得的回報。但是，在煤價上漲的環境下，人們會本能地懷疑一些在市場火爆之時進入該產業的商人；而他們所獲得的回報自然會招來嫉妒，尤其是作為外地人，他們很容易招來本地人的嫉妒。誰也不愿看到別人把從自己手里買下的石頭又在自己的家門口變成金子出售。
    而溫州商人的投資方式，又讓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嫉妒轉化成合法的政策行為。因為，溫州人進入山西煤炭市場，總有法律上的瑕疵。理論上，只有國家有權開采礦產資源，但在現實中，鄉鎮、甚至村委會就對一些中小煤礦擁有事實上的支配權。溫州商人通常是從鄉鎮政府或村委會手中購買采礦權或承包經營的，這就注定了他們的權益是灰色的，因而十分脆弱。溫州人能否保住這些權益，取決于政策。而在現實環境下，任何一個基層政府，鄉鎮、市縣，都有改變政策的權力。因而，溫州商人必須投入大量資源，用于 “公關”。但是，假如溫州商人的“公關”失效，他們的權利就危險了。這就是大量國內異地投資所面臨的政策風險。可以說，盡管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全球化網絡，但卻仍未形成全國性統一市場，因為缺乏維護這一市場的有效的政治與司法框架。
    而這樣的結果就是溫州商人的投資行為短期化。
    平心而論，對山西地方政府來說，正確的政策是吸引投資，對煤礦進行改造，并向下游產業延伸。溫州資金涌入山西，實際上給山西煤炭產業帶來了一次難得的機遇。山西人不應當健忘，前幾年，他們曾經苦苦尋求溫州投資；同時，他們也不應當過于短視，假如煤炭市場出現了疲軟狀態，那時自己又該怎么辦？事實上，假如政策比較得當，溫州人有安全感，甚至可能參與別的領域的投資，比如交通等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