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開放２８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建設、經濟發展、技術創新、金融服務等均達到較高的水平，具備了“走出去”的經濟實力。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當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貿易壁壘層出不窮，拓展海外生產基地和營銷渠道，有利于深圳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善，增強城市的集聚、輻射和帶動功能。深圳要抓住機遇大膽走出去，從以國內經營為主向開發利用全球資源升級，從本土企業向跨國企業轉變。深圳稅務部門要按照專業高效原則，合理完善稅收管理體系，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優良的稅收環境，使稅收工作服從和服務于“走出去”經濟戰略的大局，為我市經濟發展培育充沛的稅源。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的結合起來”。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在深圳市委四屆八次全會上要求：“要解放思想，樹立科學理念和世界眼光，清醒認識深圳與世界先進城市相比存在的優勢與劣勢，正確把握深圳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定位和機遇”。深圳市市長許宗衡也指出：“要努力提升城市輻射力和競爭力，‘走出去’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因此，大力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內容，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我國經濟發展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深圳發展的必然選擇。２００７年深圳市實現生產總值６７６５．４１億元同比增長１４．７％；地稅組織稅收收入６３７．１３億元，同比增長３０．５６％，深圳的經濟環境為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有利于國內企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充分發揮國際比較優勢，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化水平；有利于拓展國民經濟的發展空間，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稅收作為組織收入、調節經濟和調節分配的重要手段，對“走出去”經濟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作用。
　　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是深圳發展的必然選擇
　　從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共同規律可以看出，“走出去”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是深圳發展的必然選擇。近年來，作為深圳最活躍經濟體的民營企業，從開拓海外市場、利用國外資源的角度啟動了國際化戰略。這些本土企業的國際化推動了深圳經濟的國際化，并為深圳產業結構的調整打下了基礎。目前，深圳也基本具備了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的條件：一是深圳改革開放２８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建設、經濟發展、技術創新、金融服務等均達到較高的水平，具備了“走出去”的經濟實力。２００７年，深圳外貿進出口總值２８７２．２億美元，同比增長２１．１％，出口總額連續１５年居全國大中城市榜首；深圳港集裝箱吞吐量２１０９．９１萬標箱，增長１４．２４％，繼續穩居全球第四位；高新技術、現代物流、金融和文化四大支柱產業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超過５０％，預計全年實現高新技術產品產值７５００億元，居全國大中城市之首；中國名牌、世界名牌產品和數量分居全國城市第一、二位。另外，制約發展的瓶頸、產業結構的轉型、深圳的可持續發展也迫切要求經濟發展空間的拓展。二是深圳龍頭企業近年發展迅速，自主研發、要素配置、經營管理等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積累了跨國經營的有效經驗，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優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初步顯現。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底，深圳核準境外投資項目累計４３６個，境外投資中方協議投資額接近１９億美元。１９９５年啟動國際化戰略的中興通訊已成功躋身全球性通信制造廠商行列。三是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深圳要更好的發揮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努力實現新時期體制改革的新突破，深入推進全方位開放。四是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貿易壁壘層出不窮，拓展海外生產基地和營銷渠道，有利于深圳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善，增強城市的集聚、輻射和帶動功能。因此，應將深圳的發展置于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中，在強化四大支柱產業、打造信息和高端服務平臺的前提下，抓住機遇大膽走出去，從以國內經營為主向開發利用全球資源升級，從本土企業向跨國企業轉變，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將“走出去”作為深圳發展的重要經濟戰略。
　　按照稅收經濟觀，科學選擇稅收政策目標
　　經濟決定稅收，稅收服從服務于經濟發展。“走出去”經濟發展戰略是我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大戰略舉措，稅收政策目標的選擇和稅收制度的設計，既要充分體現稅收政策的基本原則，又要有利于促進“走出去”經濟戰略的實施，實現稅收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和諧互動與良性發展。
　　（一）稅收法定原則與“走出去”經濟戰略。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稅收的基本要素由法律規定，稅收的開征、修改和廢止都應有法律依據。這一原則是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的重要保障，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具穩定性和權威性的規則，利于企業制定長期的發展戰略，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有力地推動國家“走出去”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尚未充分體現稅收法定原則，有近２０個稅種的實體法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存在，但我國稅收政策正向稅收法定的方向邁進，新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法》就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二）稅收公平原則與“走出去”經濟戰略。稅收公平原則要求相同經濟收入的人負擔相同數額的稅收，不同經濟收入的人負擔“適當”不同的稅收。“走出去”經濟戰略是在遵循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原則的基礎上鼓勵企業走出去，其稅收政策設計應從根本上符合稅收公平原則的要求。稅收公平原則追求的不僅是形式公平，還包括實質公平。在稅收上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鼓勵企業走出去，從整體上看，有利于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有利于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符合實質公平原則。例如，《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居民企業可以抵免從受控外國企業取得的股息所負擔的外國稅款，就是為了保證境外投資與境內投資的實質公平。
　　（三）稅收效率原則與“走出去”經濟戰略。稅收效率原則強調稅務部門應用最小的成本征收到依法應當征收的稅款，在不阻礙經濟發展的同時，通過稅收政策的調節作用促進經濟的發展。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是提高我國經濟發展效率的重要舉措，充分利用稅收政策促進“走出去”經濟戰略的實施是稅收效率原則的內在要求。我國應根據實踐反饋的結果及時調整相關稅收政策，借鑒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做法，豐富和完善我國的稅收政策，使整個稅收制度形成一個有利于“走出去”經濟戰略實施的有機統一體。
　　（四）稅收中性原則與“走出去”經濟戰略。稅收中性原則的核心思想是稅收有其相對獨立的功能和價值，稅收既不應阻礙經濟發展，也無需主動去促進經濟發展。我國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也應遵循這一原則，否則，我國相關稅收政策可能被國外指責為“惡性稅收競爭”，甚至面臨國外反補貼調查，不利于“走出去”經濟戰略的實施。稅收中性原則并非完全排斥稅收優惠政策的存在，關鍵是處理好稅收中性原則與效率原則的關系，不能過分偏離市場的基礎調節作用。
　　當然，法定、公平、效率和中性等稅收政策目標可能相互矛盾，稅制的設計從根本上是為了尋求上述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和較佳組合。
　　按照專業高效原則，合理完善稅收管理體系
　　將解放思想落實到稅收工作之中，就是要圍繞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稅收主權、保障納稅人合法權益、提高稅收管理效率五大中心，大膽探索、努力嘗試。我市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尚處于起步階段，企業境外投資和抗風險能力較弱，稅務部門應本著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和在管理中體現服務的原則，完善政策、規范管理、優化服務、加強協作，建立健全稅收服務體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優良的稅收環境，使稅收工作服從和服務于“走出去”經濟戰略的大局，為我市經濟的蓬勃發展培育充沛的稅源。
　　（一）利用國內稅收政策積極扶持“走出去”企業發展。各國確定稅收管轄權原則的差異，使“走出去”企業可能面臨雙重征稅的負擔。我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增加了境外所得間接抵免的規定，但相關管理辦法尚未出臺。稅務部門應結合我市“走出去”企業的經營情況及稅收問題，及時向總局提供相關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在納稅時間與提供資料方面，適當考慮境外投資的特點，盡可能降低“走出去”企業的遵從成本。同時，稅務部門應積極落實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實際靈活地執行國家的相關稅收政策，以有效維護企業的稅收權益，避免增加“走出去”企業的稅收負擔，力促企業做大做強。
　　（二）利用國際稅收協定及相關協議全力協助“走出去”企業維權。“走出去”企業在境外投資時，可能遭遇到投入國的稅收歧視或差別待遇，面臨著投入國與所在國雙重征稅等問題，稅務部門理應及時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稅收保障服務。深圳市地稅局國際稅務管理處則專門負責協助“走出去”企業解決境外投資遇到的國際稅收問題，并提供相關的輔導與服務。
　　（三）利用稅收專業知識及時輔導“走出去”企業遵從國外稅法。“走出去”企業在境外投資時，可能因不熟悉投入國與所在國的稅收政策而導致稅收成本增加，稅務部門應為企業境外投資、輸出勞務提供國際稅收服務，輔導企業掌握投入國的稅收政策和征管制度，在充分利用國外稅收優惠的同時，嚴格遵從稅法，控制稅收風險。
　　（四）利用納稅服務體系努力降低“走出去”企業的稅收遵從成本。借鑒世界先進的治稅理念和科學的管理模式，大膽樹立趕超意識，建立健全納稅服務體系。首先，制定統一規范的企業境外投資稅收服務指南，暢通企業境外投資稅收宣傳和咨詢渠道，主動為我國境外投資企業提供稅收輔導，幫助國內企業及時了解和掌握境外投資稅收法律法規和征管措施，為企業提供快捷、方便、專業的稅收咨詢服務。其次，積極加強國際稅收征管合作，鼓勵遇到上述問題的企業申請啟動相互協商程序，并積極與締約國磋商，完善和加強與締約國的稅收協調機制。
　　不容忽視的是，實施“走出去”經濟戰略涉及各個部門多方面的工作，應積極創新和完善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建立適應國際化的政府運作機制，形成各個部門通力合作、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共同推動我市“走出去”經濟戰略的有效實施。（作者徐金強 深圳市地稅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