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河南考察工作。這是胡錦濤在焦作市武陟縣萬畝玉米豐產示范田察看玉米長勢，向當地農民了解國家各項惠農政策的落實情況。新華社發

　　編者按：

　　30年前，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畫卷從農村開始。30年后，農村的改革發展再一次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即將于10月份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將重點研究農村改革發展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前不久在河南考察時強調，要始終堅持農業基礎地位，始終堅持保障農民權益，始終堅持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始終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堅持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經過30年的實踐，我國農村改革與發展在向縱深推進時還有哪些機制性或體制性問題亟待破解？為此，我們特邀了有關部門的權威專家與來自8個分社的半月談記者圍繞土地流轉、農村金融、合作組織、糧食安全、城鄉統籌、鄉村治理等六個方面內容進行了深入研討。研討會氣氛熱烈，視角獨特，思想深刻，不少觀點給人啟迪。

　　土地流轉：怎樣確保農民的根本利益

　　宋洪遠（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土地問題的根本點是如何穩定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經營權，就是要解決長期化的問題。現在我們要探索如何從長期化到永久化，研究實行永包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另外，要強化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保護，使農民享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種權益，允許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要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就必須走現代農業之路，而現代農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規模化經營，要實現規模化經營，就必須解決土地權屬和流轉問題。

　　劉健（半月談記者）：在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過程中，應重視土地流轉問題。當前關于土地流轉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一般來說土地流轉的范圍主要集中在本村，本鄉鎮，因此土地流轉的范圍很小，往往農民土地流轉獲取的收益較少，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土地流轉市場，就像一個現代化的要素流轉市場一樣，能夠通過競價，使農民獲得較多的流轉收益。

　　董振國（半月談記者）：現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存在很多制約因素，比如合同不規范、價格形成不合理等，需要政府提供相關服務。山東省滕州市西崗鎮建立了一個純耕地的土地交易中心，有交易大廳、電子屏幕、服務人員，各村有哪些地需要流轉，土質怎么樣，價格多少等信息全都匯集在交易大廳。雖然土地供給只在本地，但需求已經超越本地了。從這里也許可以看出國家應該從什么地方著力推動土地流轉。

　　葛如江（半月談記者）：現在，在安徽要找出一個種糧大戶非常困難，有些農民的土地寧愿荒在那里也不愿意流轉。為什么？因為土地權屬不清，流轉起來有很多麻煩。目前，中國農業已開始進入資本時代，資本要進入農業，首先要求土地權屬清晰，現在的情況就遏制了資本進入農業。

　　李亞彪（半月談記者）：土地流轉在浙江表現出自發性、隨意性、短期性，對于土地的長期流轉農民還是不放心，現有的流轉大都在5年以內。以2006年為例，據農業部門統計，自發流轉的比例占當年全省土地流轉面積的6成以上；流轉方式比較隨意，當年全省簽訂流轉合同的流轉關系僅占一半；從流轉期限上看，全省流轉期限5年以下的約占70%。這些都是土地流轉改革無法忽視的新問題。郭遠明（半月談記者）：土地流轉一定要連成片，而且要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否則就很難形成種糧大戶。

　　郭嘉軒（半月談記者）：湖北的土地流轉率按照統計是10%，這個統計只包括了有合同、有備案的。實際上，其他大量口頭協議的流轉或者代耕代種的沒有統計，如果加上這部分，土地流轉率可能接近30%~40%。另外，土地流轉到什么規模是適度的，這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做過一個定量的調查，在湖北，一戶農家種地20畝左右，其收益就會略微比外出打工高一點。

　　董振國：農村大批青壯年進城務工后，在家種地的大多是老弱婦孺，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農村生產現實。在這樣一種現實下，要提高土地的勞動生產率，要出效益，就得搞規模經營。規模經營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這是不爭的事實。打比方，你去買2畝地使的化肥，和買100畝地使的化肥，后者的價格肯定要便宜很多。

　　農村金融：怎樣滿足“三農”需求

　　徐小青（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6年開始的這一輪農村金融改革，到目前為止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到去年，農村貸款大約只占全社會貸款余額的10%，而真正用到農業上又只有其中的一半。農村金融牽涉“三農”的方方面面，其發展的滯后性表現得越來越突出。目前，大家關注外資進入糧食加工企業，背后的真正問題是我們的民族加工業缺少金融支持，發展不起來呀。宋洪遠：這一輪農村金融改革，主要是建立起三元金融體系：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概括起來是完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下一步的農村金融改革，其重點在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要創新服務以滿足“三農”需求。

　　徐祥臨（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發展現代農業與農村經濟，必須以金融為核心。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反映，建設新農村，最大、最直接的制約因素就是資金缺乏。農村貨幣資金供應嚴重短缺，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機構商業化改革后，紛紛退出了農村。要解決農村金融難題，根本的出路在于政策性金融與合作金融要實現有機結合。郭遠明：現在農村金融的提供者主要是農信社，但農村金融經營成本高、風險大，造成貸款不良率高。今年年初，江西遭受雨雪冰凍災害，農戶損失嚴重，很多小額貸款收不回來，只好先掛起來。所以，要想農信社向農業貸款，必須有政策引導。現在，東部一些地方對向農村貸款的有補貼和獎勵，但在中西部財政還不具備這個能力。李亞彪：農信社在過去的股份制改革中，由于退出機制不夠，股東根本不用擔心資本金的損失，他只關心自己的股息回報有多少，更不會關心貸款的投向、支農職責的履行。

　　郭遠明：信用社“離農”的現象的確存在，現在不少信用社把大量資金投資債券，而不是投向農業。

　　李鈞德（半月談記者）：信用社改成兩級法人之后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貸款的權限上收，以前鄉鎮一級有放貸的權力，現在沒有了，農民貸款就更困難了，要防止信用社變成又一個農村資金的抽水機。

　　李亞彪：農村金融改革不能一刀切，要有針對性滿足千差萬別的東中西部農村金融需求。大體上看，東部地區非農需求大一些，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業需求和生活需求多一些。

　　劉健：農村金融改革要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其實現在農村的很多融資辦法，都可以吸納并進行規范。前不久，我去山東沂水調研，那里的資金合作社就搞得相當不錯。比如養雞，養殖戶們湊一筆錢，養小雞的人，喂飼料少，錢就給養大雞的人用；到小雞長大了需要錢的時候，大雞已經賣了又換成小雞。這樣，錢就在養雞戶之間互通有無，融資問題就巧妙解決了。李鈞德：農村金融很關鍵的問題是解決抵押擔保問題，全國各地對此都有很多探索。比如河南武陟幾個養殖大戶和農信社聯合起來搞了一個擔保協會，大戶存款都在信用社，他們所在村就是信用社的信用村。如果村里的農民要貸款，就去找養殖大戶，大戶以擔保協會的名義為農戶擔保融資。郭嘉軒：農村金融除了融資難之外，農業保險也十分薄弱。很多地方一些農業新技術推廣緩慢，這與農業保險缺失密切相關。據我了解，現在養魚的密集養殖技術已經成熟，同樣的水面可以養原來四倍的魚，農民也掌握了這個技術，但是因為承受不了風險，很少有人敢去嘗試。

　　合作組織：農民合作怎樣能上新臺階

　　郭嘉軒：現在，湖北有些地方成立了稻谷合作社，在推廣優質稻、提供農技服務、糧食代收等方面，為種糧戶提供一條龍的服務，基本上替代了過去七站八所的作用。合作社再與公司合作，公司引導農業的產業化生產。這樣一來，合作社在農業發展中應該說發揮了巨大作用。葛如江：安徽定遠有幾個養豬協會，負責從仔豬、飼料到養殖技術的統一服務，這里10年沒有發生過疫情。現在的問題是，安徽各種各樣的專業化合作組織加起來有4564個，但是規模都比較小，有的甚至只有幾戶。為什么組織化發展速度這么慢？我感覺一些地方政府對合作組織重視還是不夠。董振國：不全是這樣，在山東，很多地方政府還是非常重視合作社的發展。現在山東農業合作社真正運作得好的，主要還是靠公司的力量，是公司帶著合作社發展。

　　葛如江：在國外，合作社發展得好的標志是，有自己的合作金融以及自己的龍頭企業，這是合作社發展的方向。我曾經尋找過合作社辦公司的典型，后來找到一個養鴨合作社、一個種姜合作社，它們都辦起了自己的加工廠，它的形態雖然還是初級的，但這是個方向。齊海山（半月談記者）：合作社辦小加工廠、飼料廠的吉林也有，這確實是一個方向。其中存在一個制約因素，就是現在留在農村的人綜合素質比較低，管理跟不上。

　　劉健：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產物，不能一下要求太高。現在很多合作社都是公司組織起來的，實力比較弱，不具備與公司談判的能力，合作社的發展壯大需要一段時間。我曾經遇到一個合作社，它與公司合作的方式比較特別，就是合作社入股公司。這樣，二者的利益聯接就更為緊密、牢固。徐祥臨：相對于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制責任制是一種體制創新，現在要培育和鼓勵的農業合作社，是在一種更高的形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韓國、日本及臺灣地區的經驗表明，小農經濟可以搞合作社，但方向是綜合性合作社而不是專業合作社。現在，一些地方合作社發展好的，實際上就是綜合性合作社的雛形，囊括了銷售、技術、信息、金融等服務。






　　資料圖片：2008年9月24日，宜良縣江頭村菜農官貴和妻子廖翠華在自家菜園里為洋絲瓜疏葉，以調節通光量。新華社記者陳海寧攝

　　糧食安全：種糧積極性怎樣形成合力

　　李鈞德：糧食安全一直是中央十分關心的問題，這幾年糧食出現了連續豐收，這是好事。但是，說糧食安全，光談增產或減產還遠遠不夠，還應該看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這兩年表面上國家的投資增長很多，但農民自身的投資、投勞在減少，一增一減背后的問題令人深思；二是種糧農民的收入是高了還是低了，雖然這兩年農民增收很快，但城鄉收入差距在進一步拉大；三是糧食主產區政府的日子是好過還是難過。從河南這個糧食主產區來看，上述幾個方面并沒有明顯的改善，甚至出現倒退，說明糧食安全還是存在不小的隱患。劉健：糧食生產有一個怪圈：GDP上來了，糧食就下來了；糧食上來了，GDP就下來了。要打破這個怪圈，就要發揮中央、地方、農民三方的種糧積極性。要防止出現只有中央有積極性，而地方和農民積極性不高的現象或局面。

　　郭嘉軒：中央、地方、農民追求的目標不一致，中央要糧食安全，地方要財政收入，農民要收入增加。要保障糧食安全，三個目標應該統一起來，才能調動三個積極性。

　　郭遠明：調動地方政府和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即農業工作口號化，農業統計口頭化，農民種糧口糧化。

　　蘇明（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盡管近幾年中央支農的力度不斷加大，但還是存在支農總量不足、比例不高的問題，除此之外，財政支農還存在事業費支出嚴重擠占生產性支出、支農資金結構不合理、支農資金宏觀效率不高等問題。這一系列問題需要引起重視，在探索中逐步解決。董振國：糧食安全不僅要重視生產環節，還要重視深加工和流通環節。雖然我們國家糧食產量很大，但是在市場上流通的實際上相對較少，所以糧食投放量左右著糧價走向。這要求糧食市場調控更具合理性、預期性。另外，現在外資正在一步步進入糧食加工、流通環節，鑒于大豆的教訓，糧食安全問題確實應當引起重視。葛如江：在糧食市場上，保護價應該起到一個引導市場價格的作用，或者給農民提供一個價格信息。像今年的糧食價格，一開始是8毛錢，老百姓賣了很多，現在漲到1塊錢了。糧食保護價是在以前賣糧難時出現的，那時是為了托市，而現在應該逐漸向引導價格、發現價格轉變。李亞彪：糧食物流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糧食的供需格局決定了需要大范圍調動糧食。但是我們的糧食物流存在問題，一是物流的成本太高，從東北把糧食拉到廣東，成本不知道漲了多少；二是物流渠道不暢，海運依然有潛力可挖，真正實現水陸聯運，才能提高物流速度。郭嘉軒：今年糧食漲價，應該說是它本身價值的回歸。現在，糧價進入上漲渠道，已經不可逆轉了，因為糧食生產的成本已經上升并且固化。我們必須適應高糧價時代。另外，應該看到高糧價對農村是一個機遇，農產品價格一高，可以帶動農村的消費；糧價上漲之后，循環農業可以真正轉起來，因為隨著糧價上漲，其廢棄物的價值也體現出來了。

　　城鄉統籌：怎樣破解“二元結構”

　　劉健：現在，重慶正在探索建立農民進城的合理機制，試驗“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也就是說，農民放棄農村宅基地，宅基地被置換為城市發展用地，農民在城里獲得一套住房；農民放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享受城市的社保。在農民進城的過程中，如果土地不動的話，就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是農民進城沒有原始積累，二是剩下來的農民獲得不了更多的土地資源。重慶的試驗初步解決了這個問題。李亞彪：農民進城不光是一個地的問題，其他資產也應考慮。浙江不少農村搞了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就是把村集體資產入股，包括土地、房屋、甚至農機具，把它們折成資產、換成股份。這樣農民就可以帶著股份進城，而不是“光著身子進城”。

　　李鈞德：農民向城市轉移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城市的財政要負擔得起。鄭州這幾年搞城鄉統籌，把戶口放開了，允許農民進城。但考慮到財政承受能力，鄭州市規定，住廉租房，必須轉為城市戶口3年以上，買經濟適用房，必須轉為城市戶口5年以上。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財政負擔不起這么多。這需要國家從整個財政體制上進行改革。李亞彪：農民進城后，從生活到就業都發生了巨大轉變，需要有一個適應過程。針對新市民的種種不適應，浙江寧波市對進城農民有針對性地展開了心理救助行動，幫助進城農民在心理上轉換角色，體現了細微的人性關懷。

　　郭嘉軒：在城鄉統籌的過程中，還應重視農村的社會事業。現在農民的養老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很多農村老人生病之后不去就醫，農村老人自殺率也很高。

　　郭遠明：除了老人還有小孩，現在出現了另一種民工潮——假期農村孩子進城找父母。今年夏天，南昌火車站廣場上最多的時候有3萬多農民工子弟，都是進城與父母團聚的。如何統籌解決農民工孩子的教育問題需要綜合考慮。

　　蘇明：在發展農村社會事業的過程中，需要解決一個突出問題，這就是不少地方因財政困難而難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因此，一方面我們要進一步明確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為基層政府減負，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建立縣級財力最低保障制度，以全國統一標準對困難地區進行財力支持。

　　鄉村治理：怎樣在農村大地書寫“和”字

　　李亞彪：鄉村治理有不少難題需要解決，歸結起來要處理好三個關系：村支部與村委會、村委會與上級政府、村委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現在，這三組關系還不太順，存在互相掣肘的現象。另外，現在很多村集體維持運轉都出現了困難，而支出卻在剛性增加。這是鄉村治理的一大隱憂。郭遠明：部分鄉鎮在轉變職能上存在問題，一些基層干部還是在忙著收稅，以前是收農業稅，農業稅免了后就到集市上拿著稅票向做買賣的農民收所得稅。有些鄉鎮干部跟我講，他們辦公經費不足，只有想辦法收稅。先養住了人，才談得上搞鄉村治理。齊海山：現在村里的社會管理職能越來越弱化，“一事一議”基本上開展不起來，像鄉村環境治理等問題根本沒人管。另外，現在很多村委會組成人員素質很差，出現了強人治村、村霸管理的現象。

　　郭遠明：村委會選舉在不少地方都存在問題。村里面是個熟人社區，選舉往往就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選舉，宗族、親戚、朋友等因素會直接影響選舉結果。有時候，選舉就變成了一撥人抱團對付另一撥人。

　　葛如江：我認為，鄉鎮干部可以嘗試直接選舉，這樣的話，對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推動就會非常大。

　　宋洪遠：農村的社會管理服務水平亟待提高，現在基本上是“小馬拉大車”，在環境、文化、體育、治安等方面往往力不從心。另外，應健全農村應急管理機制，今年南方低溫雨雪冰凍災害以及汶川大地震，都凸顯了在農村建立應急管理機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金秋時節，中原大地上碩果累累、豐收在望。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于9月8日至10日來到河南省考察工作。在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和代省長郭庚茂等陪同下，總書記先后到焦作、鄭州等地，深入田間地頭、農科院所、龍頭企業和農戶家中，詢民情、聽民意，同基層干部群眾共商推進新形勢下農村改革發展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