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朝中葉至今的500余年間，至少有400年的時間，雖然就湖南發展水平就整體而言難以與長三角、珠三角抗衡，但長三角、珠三角乃至京城等地，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所以，對于如今的湖南，我們只能借用美國哈佛大學蘭德斯教授所言：“他們曾經富裕過，但現在變窮了；他們曾經強大過，但現在衰弱了。”[1]因此，河南發展問題絕對不是“崛起”問題，而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再造”問題。
　　
　　一、湖南衰敗之歷史地理分析
　　
　　自從明朝中葉糧食主產區移到長江中游平原后，諺語“湖廣熟、天下足”也就替代了“蘇常熟、天下足”，與此同時，居湘江中游的長沙就成為了中國重要的米市，又因米市的發達，進而又帶動了其他商業的繁榮，使得長沙成為了湖南的經濟中心。在區位條件上，長江中游重要支流湘江流淌地區構成了湖南主要區域。
　　
　　湖南因東、南、西三面有山，北面有江、有湖，使之與其他省份分開，而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湖南湘、資、沅、澧四水，唯發源于嶺南的湘水最長、流域面積最廣，故湖南簡稱為湘；長沙地處湘水中游，有舟楫之利，且盛產糧食和有制造青銅器所需的鉛礦，加上地處中原通向“百越”之“咽喉”，故長沙自春秋戰國時起就成為湖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湖南有較深的文化底蘊，岳麓書院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但湘民又有好武之風，因此，19世紀中葉至今，又文又武的湘人自然成為時代的風云人物。但同時，又由于長沙成為各方爭奪之地，自然遭受戰爭的摧殘也最多，從而使得各方商人不得不遠離曾為四大米市之一的長沙。20世紀50、60、70年代的湖南，中央政府并沒有少關照，一些國家級項目起先都考慮落戶于湖南，但當時湖南政府想到的是負擔，因此，后來中國二汽集團、中國科技大學等落戶到了湖北、安徽，只有國防科技大學落戶到了湖南長沙。20世紀后20年，湖南盡管也在發展，且民營企業發展頗具規模，如工程機械、大型室內空調等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但無奈鄰省廣東經濟發展更快，結果湖南成了廣東經濟發展的民工輸出地和糧食、生豬等農副產品的輸出地。當然，目前的湖南在全國經濟發展中，并不是沒有自己的優勢產業，很不經意的文化創意產業已成了全國“領頭羊”，出版、廣播電視、動漫等已在全國頗具影響。目前長株潭核心地位已在湖南確立，但除了長株潭，湖南似乎沒有“二傳手”，一些地級市本身問題很大，如礦業城市面臨資源枯竭，岳陽的石化企業原料運輸成本遠比沿海企業為高，婁底、邵陽的軍工企業大多面臨關閉、外遷等。
　　
　　江河對古代先民來說，一有取水之便，二有舟楫之利。對于湖南水源豐沛地區而言，中國幅員遼闊，南北、東西所產貨物各異，而最經濟的長途運輸方式莫不是水運，因此，湖南的城市自然旁江而筑，重要的江河匯集之地和碼頭渡口之處則成了重要水陸交通樞紐而成為南北、東西貨物匯集之地，進而發展成為重要的商業城市。古代城市形成，一為軍事政治需要，如都城、府城和邊防要塞之城；二為交通要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三為在中心城市周邊發展的以貿易、手工業等為主的“附郭草市”（近似當代大城市周邊的“衛星城”）。就湖南而言，古代城市主要為府城和交通要沖城市。但到了近代，一方面，交通方式和交通線路發生了根本，導致了一些城市經濟地位的變化；另一方面，工業成了城市經濟發展的首選，一些城市因發現工業發展所需礦產或布局了一些新的工業項目使得城市性質發生了變化；除此之外，也有些城市則由于政治地位發生變化而出現城市性質變化。
　　
　　站在宏觀區位變化背景下，考察湖南的發展，應該說，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從自然經濟到市場經濟，湖南衰敗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一方面，隨著交通方式的改變和中國政治中心、經濟中心的向沿海地區移動，湖南樞紐城市的重要性在減弱，不論公路運輸、鐵路運輸，還是航空運輸，許多城市由經停城市、始發城市變為過境城市；另一方面，中國政治中心的空間移動、自然環境的變化和戰爭的破壞，又屢次破壞了湖南商業城市經濟文化的沉淀，使得湖南商業文化發生了多次“斷層”。
　　
　　二、湖南目前主要問題
　　
　　湖南十年前對標省份是福建，現在對標省份是湖北。過去比福建，因為起步相近，但由于福建為僑鄉，有港口，對外聯系方便，結果福建成為改革開放受益最大的省份之一，湖南比福建，也變得越來越沒有信心；現在比湖北，盡管武漢基礎好、大企業多，但湖北為鄰居，更加可以學，因此，湖南比湖北，越比越有勁。據統計，1996年湖南GDP為湖北的85.43%，2005年湖南GDP則為湖北的99.83%，且長株潭GDP達到了2412.6億元，首次超過了武漢（2238億元）。目前，湖南優勢產業體現在原材料、裝備制造、農產品加工等領域；優勢區域為以長珠潭為核心的京廣經濟走廊；另外，在區位上，湖南還體現與廣東相鄰優勢。但湖南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一是原材料工業為規模經濟產業，而湖南除了個別礦產資源具有絕對優勢外，但部分原材料產業存在資源不足等問題，有些產業由于資源的不足，例石油化工等，反倒成了湖南經濟發展的包袱；二是湖南追求規模經濟產業企業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衡量，大部分不具有競爭優勢，如鋼鐵、汽車等產業，在國內細分市場上有一定優勢，但在全球市場不具有競爭優勢；三是湖南長株潭具有成為大城市群的潛力，但目前則受行政管理體制所困，還很難如武漢三鎮真正實現經濟一體化；四是湖南地級城市大多經濟實力不強，以少數工礦企業支撐整個城市發展，難以起到帶動縣、鄉發展目的；五是湖南與廣東相鄰，既有優勢，但也有劣勢，其劣勢體現在相當部分人對湖南經濟發展不自信，因而選擇他鄉擇業，結果造成大量人才外流。
　　
　　另外，湖南還存在與其他中部地區相同的共性問題，這些共性問題突出表現為：一是第二產業所占國民經濟比重最高，但就業結構以第一產業為主，而目前第二產業又很難吸收更多農村富余勞動力；二是縣域經濟不發達，廣大農民只能選擇外出打工來實現提高收入水平，農民候鳥式的生活、工作方式，不利于湖南本土經濟發展，也難以實現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三是湖南有相當部分城市為工礦城市，這些工礦城市大多先有企業，后有城市，地改市形成的“小馬拉大車”格局，使得這些城市不能帶動所在區域經濟發展，另外，又由于面臨資源枯竭等問題，普遍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四是湖南普遍觀念還停留在農耕時代，市場發育程度低，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五是縣級行政區大小不一，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除了教育、衛生等事業支出因人口的不同而不同外，行政固定支出相近，這使得各縣人均行政負擔苦樂不均，縣、市行政區劃調整已變得刻不容緩。
　　
　　三、經濟全球化下的“湖南再造”之對策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是祖先遺留下來的財富；中國要作為世界強國，則要依靠我們這代乃至以后數代人的努力。如果我們哪怕有一點改進，那應該說，也是在向歷史邁進。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得龐大中國經濟主要仰仗于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等狹窄區域，這使得湖南有不少人群為了生計被迫過著候鳥式生活。如何實現經濟全球化下的“湖南再造”？戰略上，應順應時代潮流，進行政治、經濟體制創新乃至革命；策略上，湖南應闖出一條適應自身特點，且發揮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當前湖南要做到經濟上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問題在于要營造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政治、社會管理體制。把湖南與沿海地區作對比，我們很容易發現湖南要素成本很低，具有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但考慮交易成本后，則發現湖南總成本要高于東部地區，因此，湖南的發展關鍵在于降低各種社會交易成本。從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看，應該說，民主社會、民主政府是社會交易成本最低的一種社會政治形態。固然，就某個較短的歷史時期看，民主社會、民主政府的效率可能不如集權體制，但從長期看，成熟的民主社會、民主政府具有較強的自組織能力、自糾錯能力，不容易屢犯同樣的錯誤。
　　
　　湖南為何要建立民主社會、民主政府？一是湖南不同于沿海地區，可以依靠引進外來元素，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另外，從明朝中葉原始工業化、原始城市化、原始市場化算起，長三角、珠三角已有500余年的市場經濟發展歷史和工業化、城市化歷史，市場經濟中斷時間只有1949-1978年短短的30年，長三角、珠三角客觀上流傳的遺傳“基因”就有市場經濟“基因”。二是湖南建立民主社會、民主政府可以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因為所有的監督，只有利益相關者監督才是效率最高的監督，更何況民主社會的監督可以解決目前各種監督鞭長莫及、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三是湖南建立民主社會、民主政府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百姓負擔過重問題，因為真正的民主社會、民主政府可以降低各種行政成本。四是數千年的歷史證明，集權、專制體制解決不了湖南的發展問題，這與黃河治理如出一轍，靠“堵”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但靠“疏”，讓百姓真正進入“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話說”的民主社會，才能根本上建立“和諧社會”，湖南才能不會爆發更大社會問題。由此，湖南才能自發產生自我發展元素，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2005年底有14個地級行政區、122個縣級行政區，總人口6326萬；在區域上，湖南經濟分為以京廣鐵路、京珠高速公路、107國道為軸的東部7市“一點一線”地區和以207國道、枝柳鐵路為軸的湘西地區兩大板塊。2005年“一點一線”地區GDP占了全省GDP的63.5%，其中，長珠潭三市GDP又占到全省的37.3%。在產業發展上，湖南有色金屬冶煉、電力機車、工程機械等產業在全國具有較強競爭優勢；另外，以電視傳媒、新聞出版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全國具有較強影響力和競爭力。湖南未來產業發展出路在于：一是以本地資源開發為基礎的有色金屬產業，應延伸產業鏈，不求產量最大，但要以附加值最大化為目標；二是抓住中國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機會，積極支持電力機車、工程機械等企業發展；三是利用農產品資源豐富有利條件，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飲料、煙草、林漿紙等產業；四是以現有優勢產業為基礎，大力培育產業集群，通過產業集群發展，提升縣域經濟實力；五是積極承接廣東等沿海地區向外轉移產業；五是利用長沙技術優勢，培育高新技術產業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如利用水稻雜交技術，提升農業生產水平；六是繼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使文化創意產業在全國繼續保持領先水平；七是整頓社會環境，發展旅游產業，使旅游業成為湖南與文化創意產業齊名的重點產業。湖南未來區域發展，一是大力推進長珠潭三市一體化進程，真正實現長珠潭三市無縫對接；二是湖南除了湘西自治州外，都為地級市，但多數地級市城區經濟實力不強，而所轄縣（市）較多，且一些地級市城區偏居一隅，這就造成湖南經濟中心——長珠潭頗具規模，但其與廣大農村之間，缺乏中間一環，或中間一環實力偏弱，難以起到承上啟下作用，為此，要改變一些地級市“小馬拉大車”局面，可劃小地級市范圍，選擇經濟實力強、交通方便的縣、市，如汨羅、醴陵等，實現省計劃單列，進而再把這些縣、市發展成副地級市、地級市；三是對一些人口規模小、經濟實力弱，且相距較近的縣、市合并，或經濟薄弱的縣市并入到經濟較為發達的縣市，如津市與澧縣合并，安鄉、南縣、華容三縣合并，湘陰、平江并入汨羅等，對于合并后的縣、市實現省內計劃單列，或升格為副地級市、地級市；四是培育若干個湖南次省級經濟中心，如岳陽、懷化、衡陽等市可作為省內區域中心城市培育，使其成為湖南重要的物流、商貿中心。
　　
　　總之，不是“東”“西”或“不東不西”的湖南，具有發展經濟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部分產業先導優勢和潛力巨大的市場優勢，但要使得這些要素優勢變為經濟優勢，還需要降低各種社會交易成本。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說過，２１世紀將由兩大力量或者說是兩個基本因素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一是美國的高科技，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城市化對中國湖南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也是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的要求，但更為重要的是還是一場觀念、制度的革命。由此，湖南真正具有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城市或區域應是那些能戰勝自我，率先實現觀念、制度革命的城市或區域。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不僅是一場科技革命，更是一場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