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現有的發展基礎與發展態勢，有可能形成促進中部崛起的6大共同體，即中部市場共同體、中部能源共同體、中部物流共同體、中部旅游共同體、中部教育培訓共同體、高科技開發共同體

　　中部崛起，是繼沿海開放、西部大開發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之后我國又一個區域發展戰略。從發展趨勢看，中部崛起已成為當前我國先導性區域發展戰略。探索切實可行的“中部模式”，是破解中部崛起戰略支點的關鍵。

　　由于經濟區位差異和歷史發展機遇不同，中部地區不可能走“珠三角”、“長三角”發展老路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進入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從中國區域發展來看，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在沿海地區帶動下完成的。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講，由于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緊張、資源約束、環境惡化的制約，沿海區域經濟發展進入一個“邊際收益遞減”時期。新的歷史時期，中部崛起關系到中國區域經濟均衡發展、關系到區域統籌協調、關系到和諧社會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

　　但是，中部要崛起，我們不能理解為國家發展政策、尤其是優惠政策的區域輪換，更不是要走沿海發展模式的老路。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經驗和我國30年改革開放進程來看，作為一個區域大國，工業化進程、現代化建設不可能是齊頭并進的，而是呈現具有區域特征的發展模式。作為改革開放突飛猛進的“珠三角”、“長三角”增長區域，代表著不同的發展模式。“珠三角”發展模式，始于改革開放初期，依靠中央政策優惠、依托港臺資本，走以三資企業為主、外向為主的傳統制造業發展道路。這種政策優惠在世界貿易組織非歧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下已無多大發展空間。這種“兩頭在外”的外向發展日益受制于競爭日益激烈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種傳統產業發展更制約著中國產業發展升級。“長三角”區域快速發展，得益于雄厚個體、民營經濟良好基礎，依靠跨國資本“總部經濟”的植入迅速崛起。這種“內生性高增長”發展模式，中部地區無論在自己的經濟基礎或發展區位優勢上，都難以比擬。

　　由于經濟區位的差異和歷史發展機遇的不同，中部地區要走“珠三角”、“長三角”發展的老路，肯定行不通，中部地區也不可能真正崛起。能否去研究、去探索、去發現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中部模式”，它既能直面當今我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促進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又能充分發揮中部地區的優勢實現中部崛起。

　　根據各地比較優勢和具體特點，中部需要構建多元復合的共同體發展模式

　　所謂“中部模式”，就是要突破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極的發展模式，在中國經濟發展全局中，找準中部地區位置，探索出真正符合中部地區特點發展模式與發展機制。

　　“中部模式”的內涵是什么呢？由于中部地區各省是中等發達地區，大多以農業為主，并且也是我國老工業基地相對密集的地區。作為區位相對不利、思想觀念相對落后、工業化進程相對滯后、經濟發展相對較慢的中部地區，既沒有充滿活力的民營經濟群體，當前階段又不可能有大規模外資植入，現有工業化相對缺乏技術優勢、體制優勢，中部地區這樣的一個發展態勢，決定了“中部模式”的選擇，必須根據各地的比較優勢和具體特點，構建多元復合的共同體發展模式。在這個多元復合共同體發展模式中，我們認為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的創新：

　　發展指導思想的轉變。即由傳統工業主義的發展指導思想轉變到后工業主義的指導思想。中央確立湖北武漢城市圈和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種“兩型社會”綜合試驗區的發展不再是過去傳統工業化的要求，它要求探索后工業主義時期在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大的趨勢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模式，為中部經濟的崛起打造新引擎。這是一種發展指導思想的“超越式”大轉變，具體來說，一是發展目標的轉變，即由追求無限膨脹、破壞環境的增長轉變到追求有節制的環境友好型發展，經濟增長不再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破壞型增長。二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即由資源浪費型的生產轉變到資源節約型的生產，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生產與利用效率”，而不僅僅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三是消費方式的轉變，即由“超需要型消費方式”轉變到“按需消費”。

　　產業結構提升。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這就需要在產業結構上下大力氣進行調整，推動中部地區整個產業結構升級。由此就需要有勇氣、更要有力度來淘汰、轉移、改造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行業與企業，并突破性發展那些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行業與企業。

　　能源結構轉換。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的發展模式同能源結構有很大關系。“兩型社會”建設，一方面是要全面實施節能技術的創新，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充分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節約能源，保護環境上，務求作為；另一方面就是要改善能源結構，大力推進“清潔能源”、“替代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核能、沼氣等等。

　　經濟動力調整。“中部模式”就是要調整發展動力，由單純的“投資拉動型”逐步轉變為“四輪驅動”，即投資、消費、外貿與體制創新四輪驅動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尤其是要強化企業的創新能力與機制。這就要求擴大企業的規模效應，鼓勵兼并與重組，加強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支撐，克服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政策。

　　發展路徑創新。優惠政策的驅動與世界經濟的國民待遇原則相背離，“政策依賴”的路徑是愈來愈狹窄，優惠政策的區域輪換發展路徑已越來越不現實。出路只有一條：充分利用既有政策，依靠自己的努力，發揮中部各省各自優勢，互補發展，建立起“中部經濟共同體”的發展道路。中部現有的發展基礎與發展態勢，有可能形成促進中部崛起的6大共同體，即中部市場共同體、中部能源共同體、中部物流共同體、中部旅游共同體、中部教育培訓共同體、高科技開發共同體，在此基礎上相應培育中部跨省的大企業集團。

　　中部崛起最大障礙，還是體制上的“畫地為牢”。因此，在“中部模式”中，各省，尤其是湖北、武漢要卸掉“包袱”，要做出高姿態，不以老大自居。從而在協調的基礎上，建立中部六省經濟協調委員會，把中部捆在一起，研究整體發展戰略，形成產業分工，而淡化對誰是龍頭的爭議。可以搞輪值主席，輪流坐莊，大家都不爭龍頭，不搞重復建設。

　　以武漢城市圈為核心區，在中部地區形成更大范圍的城市經濟一體化格局

　　“以增強綜合承載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這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又一方針。實現中部崛起，必須在區域內部尋找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點。通過增長極點的擴散輻射、快速發展產生的乘數效應的推動，帶動中部地區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武漢作為中部地區第一大城市，作為增長極點，具有良好的歷史傳統與現實基礎。從中部崛起戰略長期展望看，未來以武漢城市圈為核心區，鄭州、南昌、合肥、長沙等城市圈相互呼應、共同發展，中部地區將形成更大范圍的城市經濟一體化格局，這將有力促進中部六省優化資源配置，加快工業化進程，形成中國新的經濟增長極。從這一長遠規劃看，武漢城市圈目前的嘗試已經遠遠超出省域經濟發展的范疇，而具有了中部地區較廣意義上的示范作用。

　　構建武漢城市圈，武漢應擺正位置，它不是武漢的城市圈，而是以武漢為中心，武漢起引導作用，或者說是以市場為導向，產業為紐帶的一個區域發展。不能簡單地用行政的辦法，而是用更多的市場的辦法，用經濟的辦法，破除“壁壘”，融合發展。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區域市場一體化、城鄉建設一體化、環境和生態建設一體化、科教培訓一體化，來帶動、輻射周邊地區的發展。

　　構建武漢城市圈，不是以自己的行政級別高低，來決定自己的領袖地位。而是要圍繞提升城市整體功能、圍繞發揮輻射功能，來決定區域的中心地位。因此，要全方位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逐步形成武漢城市圈的“六大中心”地位，即高科技研發與制造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教育培訓中心、會展中心、綠色制造業中心，通過“六大中心”以強化其吸引力。只要將武漢打造成這樣的六大中心，加強城市吸引力，具有領頭、擴張與輻射作用，武漢就會自然形成中部的區域經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