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來關于鄭州城市發展定位的爭論也許可以告一段落了，近期公布的鄭州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年）似乎將曾經對立的觀點糅合到了一塊：全國重要的物流中心、區域性金融中心、先進制造業基地和科技創新基地。 
“重商派”（力主發展商貿城）對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這兩個定位是充滿期待的，而“重工派”（力主發展大工業）則對先進制造業基地和科技創新基地這兩個定位感到安慰。 
不過就在這個規劃公布時，又冒出了一些新觀點，他們既不是“重商派”，也不是“重工派”，他們對這個雜糅二者的城市規劃提出新的見解。 
○重商派與東方芝加哥 
先看看“重商派”是如何登上歷史舞臺的。 
1978年時鄭州的生產總值還只有20億元。改革開放的前十年，紡織工業的走紅使鄭州一直致力于建設一個以輕紡工業為主的現代化城市。但隨著商貿業的意外繁榮，讓這座城市看到了芝加哥的影子，“重商派”誕生了。 
其代表人物河南省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張進才回憶說，1990年前后，市里成立了一個由七人組成的商貿城課題班，他本人和鄭州市商務局前副局長閻鐵成都是成員。 
課題班在提交的報告中認為，拉大鄭州城市框架、建設中心城市應將重點放在發展日益繁榮的商業貿易上。張進才透露，當時閻鐵成還是市委政研室的一名科長，他的專業知識非常扎實，在認真比較了芝加哥和鄭州的特點后，閻鐵成提出了“東方芝加哥”這個概念。 
不過，這并不是一個原創性的概念。1912年，一個名叫林重次郎的日本學者在經過數年的調查后，寫了一本著作叫《河南省鄭州商情》，他將鄭州稱為“中國的芝加哥”。 
當時的情況是，京漢鐵路與隴海鐵路交會于鄭州，鄭州活躍的商貿活動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關注。由于交通發達，而且當時鄭州的周邊地區又盛產高質棉花及其他重要農產品，這里成了農產品的集散地，全國各地的大紡織廠、洋行及棉花商號的采買人員都會派人來鄭州坐地收購。 
無獨有偶，鄭州的紡織工業無比輝煌的年代里，美籍華人牛滿江來鄭州進行了考察，他的觀點與林重次郎如出一轍，認為鄭州有希望建成“中國的芝加哥”。 
在鄭州與芝加哥的比較中，人們傾向于尋找兩者的相似之處：芝加哥是美國中部的鐵路樞紐，芝加哥周圍地區農產品、煤炭等礦產品豐富，芝加哥擁有世界上最早的期貨市場。 
當時的專家們還提出，鄭州市與芝加哥城在發展規劃、戰略選擇等方面也有相似之處，正是這些看起來偶然的相似之處，使鄭州找到了一個偶像。 
把鄭州建設成“中國的芝加哥”在那一時期是人們廣泛討論的話題，官方對此有極為濃厚的興趣。1995年9月，河南日報連續發表了三篇由三位資深記者聯合署名的文章，探討鄭州商貿城建設的成就及未來等問題。 
據稱，那時候鄭州吸引了全國各地500多家廠商來此設立經營機構，每年都有十幾個全國性大型商品、物資展銷會在這里召開，百貨匯聚，萬商云集。不少名優產品的生產廠家已開始將能否在鄭州占一席之地作為衡量行銷是否成功的一個標準。 
　新公布的規劃稱要打造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這又讓“重商派”看到了鄭州成為“東方芝加哥”的希望。 
　　○“重工派”與大工業
　　1992年，官方正式提出，依托鄭州所處的區位、交通優勢，“八五”、“九五”期間，把鄭州建設成為我國中部地區乃至全國性的商貿中心城市，再通過幾十年的努力，使鄭州成為國際商城。
　　在重商派登上舞臺的那些年里，城市大工業逐漸陷入停滯，這其中就包括有“中國醫藥航母”之稱的中原制藥廠的建設失敗，發展大工業的積極性幾乎被“東方芝加哥”的光輝吞沒。
　　事實上，在“東方芝加哥”被提出時，也有一批反對的聲音。河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馮德顯就是其中一位，盡管他當時的態度并不激烈。
　　馮德顯回憶說，當時市里找一批專家撰文，希望從理論上支持商貿城的建設，馮德顯接到了任務。
　　“事實上我是持懷疑態度的，我不愿意寫，但我的領導要求我寫，沒有辦法，我只好硬著頭皮完成這個命題作文。”十幾年過去了，馮德顯對此還心存芥蒂。“最后我想了個折中的辦法，在文中加了幾句，叫強工興貿，構筑東方芝加哥。”馮德顯是研究區域經濟的，他是堅定的“挺工派”，認為大工業化才是鄭州發展的第一選擇。
　　據稱，政府官員們對建設商貿城的態度也并不是完全一致，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商貿城的提出挫傷了那些主抓工業的官員發展城市工業的積極性。
　　馮德顯說：“有一次，王治業副市長主持召開論證會，討論高新區和經濟開發區的定位，委局以上的領導都參加了。會上我發了言，闡述了為什么反對商貿而堅持以發展工業為主的理由。”
　　馮德顯的理由大體如下。一是新的消費觀念、消費市場還沒有形成，發展商貿不會有太大的前景；二是鄭州的工業化還遠沒有完成，鄭州作為中心城市必須有相當強的產業組織能力，商貿擔不起這個重任；三是通過高新區和經濟開發區，鄭州的工業可以重塑起來。
　　這次觀點鮮明的發言博得了不少與會者的認同，馮德顯說，“會后，有幾個局的同志告訴我，老馮，你可以呀，講了我們想講但不敢講的”。
　　后來，曾經盛極一時的亞細亞、鄭百文、紅高粱先后敗落，期貨市場也遭遇整頓，鄭州的商業金融陷入低迷，“東方芝加哥”、“國際商貿城”那些詞語身上的光芒逐漸隱退，而城市發展的動力也仿佛在一夜之間被消耗殆盡。
　　“林重次郎的觀點放在當時可能是對的，那時候芝加哥還是個小城市，靠鐵路和商貿可以發展起來，但后來芝加哥發展成為一個大城市，靠的不是這個，而是工業，它的鋼鐵、制造業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
　　在尋找鄭州新的發展動力時，馮德顯經常說，鄭州可以搞商貿城，但不能把鄭州搞成商貿城，“商貿城延緩了鄭州的發展”。
　　不過直到現在張進才仍堅持認為，搞商貿城絕對沒有錯。
　　○新派尋找城市靈魂
　　2002年前后，經過一番反思，官方提出了“拉長工業短腿，發揮商貿優勢”的思路。這個思路雖然很折中，并無否定“重商派”之意，但事實上卻意味著“重工派”的崛起。從后來編修的鄭州“十一五”規劃及其他相關政府文件中，可以輕易地看出，工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而且兩任主抓工業的副市長（白紅戰、胡荃）先后成為市委常委。
　　近期公布的鄭州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年）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中完成的，因此，它極大地體現了官方的意志與思維，不過新派人士對這樣的規劃感到有些憂慮。
　　擁有博士學歷的九鼎德盛董事長張保盈就是其中一位，他甚至希望顛覆原有的規劃觀念。
　　在談到鄭州無法成為芝加哥時，張保盈認為，鄭州無法與香港或者上海這樣的購物天堂相比，“購物中心是人流中心的副產品，鄭州沒有影響消費者的天然資源，比如免稅、商務旅游等”。
　　“鄭州作為物流中心的作用也在減弱，這是交通技術變化引起的，比如說，以前外地貨物要先運到鄭州，再從鄭州運到下一級的縣城，隨著路網建設日益完善，現在完全可以直接運送到縣城。”張保盈說，將來大型物流中心建成了，可能沒有那么多的東西要從這里運。
　　至于鄭州定位于先進制造業基地，張保盈也表示不認可，因為大工廠將天然地擠占各種資源，包括能源、原材料、環境污染、交通。
　　“規劃稱以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依托，發展先進制造業，這樣不妥，因為它就在核心城市邊緣。”張保盈說，世界規劃史上的一個錯誤正是將工業放在城市中，最后不得不實施搬遷，搞所謂的“退二進三”。
　　張保盈總結說，發展物流中心和制造業對城市環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鄭州的城市規劃應將所轄縣市全部考慮進來，以鄭州目前的城區為核心，形成一個聯系周邊縣市的大都市概念。
　　“這個規劃大都是關于鄭州核心城區的功能定位，試問什么是鄭州的城市靈魂，它沒說。”對此，張保盈深感遺憾。
　　對 話
　　鄭州的城市靈魂是什么
　　東方財經：你既不認同物流中心，也不認同制造業基地，那么你認為應該怎樣給鄭州定位？
　　張保盈：目前規劃中的這兩個定位對環境非常不利。
　　進一步說，比如制造業，你有宇通、日產就說要發展汽車產業，有三全、思念就提搞食品加工，這和當年有紡織廠時定位為輕紡城的思路很相似。問題是，誰能保證這些好企業今后的日子就一定好過？
　　鄭州的定位應先找到城市靈魂，立足于文化、資源、地理環境進行戰略定位，然后我們才能做城市的功能定位。
　　東方財經：鄭州的城市靈魂是什么呢？
　　張保盈：我認為還是在文化上。鄭州是商文化的代表，中原文化的核心區。這樣，我們未來的產業、城市風格、公園街區就有了共性，這個文化內涵才是鄭州的根。
　　東方財經：你覺得鄭州未來十年的發展目標是什么？
　　張保盈：碧水藍天，適合人類居住的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有文化地標意義的全球性綜合空間。
　　東方財經：感覺充滿了烏托邦色彩吧？
　　張保盈：可以實現的，無非是現在就要確立城市文化內涵、調整產業方向、確立服務理念，搞好環境整治。
　　比如，不再孤立地考慮自己，而是將周邊縣市聯系起來，將鞏義作為先進制造業基地，新密作為能源基地、登封作為旅游文化基地、新鄭和滎陽可撤市設區，在核心城區邊緣形成10公里的環城風景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