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在本報主辦的中韓論壇上，上海蘭生大宇有限公司（下稱蘭生大宇）金融部經理金永坤早早就來到會場，會前10分鐘他一直忙著和周圍的韓國企業家打招呼，與剛剛認識的企業家交換名片，由于總經理南廷垠回韓國開會，他還特意帶了很多南廷垠的名片。
　　“參會的很多都是在上海的韓國企業家，很多人我們以前都認識。”金永坤說。而實際上，記者看到的情景是很多企業家都是主動跟他打招呼、交換名片。之所以廣受關注，是因為他所供職的蘭生大宇是全國首批中外合資外貿公司，早期來上海做貿易的很多韓國企業家都要向他的老板南廷垠取經問道。
　　中韓外貿業的窗口
　　金永坤已經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5年，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5個月前他剛從青島一家韓資企業的財務總監跳槽到蘭生大宇做金融部經理，盡管在公司還是位“新人”，但是對于蘭生大宇他早就耳熟能詳。
　　“作為當時中國首批的中外合資外貿公司，是時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吳儀和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親自為我們掛牌，下個月就是我們成立11周年的時候。”金永坤說，當時上海首批中外合資外貿公司還有中技-鮮京貿易有限公司、東菱貿易有限公司兩家企業，吳儀和徐匡迪親自為這三家企業授牌，金永坤覺得，這對公司來說，是一種榮譽的象征。
　　1996年9月 30日當時的外經貿部發布《關于設立中外合資對外貿易公司試點暫行辦法》，在上海浦東新區和深圳經濟特區試辦中外合資外貿公司。三家中方公司不約而同選擇了韓國和日本的公司進行合作，并在上海開拓新的市場，是因為當時韓國、日本運營綜合商社比較成功，1997年 7月，這三家公司獲準設立。
　　三家首批中外合資的外貿公司設立，也標志著上海率先開始了中國外貿領域吸收外商投資的試點，而作為首批中外合資的外貿公司，蘭生大宇也嘗到了我國外貿體制變革的甜頭。
　　在韓國成功渡過亞洲金融危機后，上海外貿部門在2003年曾經對這三家首批合資外貿公司做過統計，僅2002年1月至2003年2月底，蘭生大宇進出口總額達3982萬美元；中技－鮮京進出口總額達2801萬美元；東菱貿易進出口總額達1.6億美元。而蘭生大宇、中技－鮮京和東菱貿易落戶上海11年來，借船出海，贏得先機，并以其強勢的示范效應，促進了上海外貿的大跨越。據金永坤介紹，2007年，蘭生大宇進出口總額更是達到了3.6億美元，成為中韓貿易的一個窗口。
　　“這也是當時中國外貿經營體制改變為這些合資外貿公司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中國通”、上海韓國商會前會長李鐘山告訴本報記者，當時進入中國的外資公司只限于生產領域，而通過設立合資試點企業適度放開外貿經營權，意味著這些外商今后可以在流通領域分一杯羹。事實上，中方公司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接觸到外資綜合商社的經營管理方式等，并逐步開始了與國際企業文化的磨合與接軌過程。
　　未來方向在服務業
　　金永坤告訴本報記者，目前中韓兩國的企業更多的是在制造業方面的合作，但是在服務業、金融業等方面，中韓兩國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而金永坤的看法也得到了李鐘山的認同，他介紹，韓中兩國在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發展潛力是有的。目前，來華投資的韓資企業中大概85％是制造業。其余的是物流、服務業等方面的投資。目前，中國的服務業尚未完全開放，外國企業不能在華成立獨資企業，而搞合資也是局限在一定范圍內，所以這方面的投資，并不十分活躍。如果在日后的時間里，中國能盡快出臺一系列相關法律政策，估計會激活這些方面的投資。
　　而從蘭生大宇近兩年的外貿發展方向來看，也印證了這點，金永坤表示，之前，蘭生大宇在華業務一度比較單一，只停留在利潤較低的紡織品貿易。但公司早就著手調整經營范圍，開始向成套設備、化工、汽車零配件、能源產品進出口等領域拓展。目前，韓國國內的服務業和制造業比重不斷上升，農林漁業比重日益降低。重化工在制造業中占較大比重，尤其是造船、石化、汽車、電子等行業發達，并在世界范圍具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和影響力，而信息通訊、生物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知識型、高附加值產業是目前韓國側重發展的產業。
　　12日前來參加中韓論壇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何喜有副教授告訴本報記者，其實這也符合了兩國產業的發展趨勢。他說，2002年韓國走出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企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能源、交通、農業開發等領域實施的產業轉變，提高了韓國企業的規模結構，改善了韓國企業的投資方向，同時中國加入WTO之后，開放程度的提高也帶動了韓國大企業集團來華投資的積極性，相應地，中韓兩國的貿易隨著投資的變化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盡管最近這兩年，中國的員工工資提高了，實施了《勞動合同法》，人民幣也升值了，對環境保護也加大了力度，韓國企業對華投資也發生了一些小的變化，即使如此，韓國企業來華投資也沒有停止。”何喜有說，最近SK電訊10億美元在北京建數字文化產業園、LG液晶廠也到中國投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