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市場經濟才剛剛發展了30年，除了幾家具有國家背景的行業具有“行政壟斷”的市場結構外，其他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是一種接近完全競爭的自由競爭狀態：企業規模小、數量多、市場集中度低、企業進退無障礙。中國的快遞產業也正是如此，還未實現從自由競爭向寡頭競爭市場結構的“突變”。中外快遞企業的競爭，完全是兩個時代的競爭。 　　關注中外企業間競爭的人們不難發現一個相同的問題，那就是在幾乎任何一個行業，國外都有一些被我們稱之為“巨頭”的企業。為什么他們擁有那么巨型的企業，而我們的企業卻這么小？比如快遞產業，中國最大的國有快遞企業EMS2007年的銷售額大概是100億人民幣，最大的民營快遞企業順豐公司有不到40億人民幣，而美國快遞巨頭FedEx在2007年以322.94億美元的營業額(利潤額18.06億美元)位居《財富》全球500強第203位。FedEx2007年銷售額是EMS的20多倍，是順豐的60多倍。如何認識這種現象呢？這種現象僅僅是個別企業之間的差別嗎？事實上，這里隱含著一個涉及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問題：中國和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分別處在兩個不同的“時代”，中國和歐美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競爭”。
　　究其緣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進入了以市場配置資源的時代，就是市場經濟時代。市場經濟這一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組織方式，是資本主義的載體，資本主義的轉變，本質上是市場經濟使參與經濟的各階層民眾的經濟激勵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隨之，產業結構也發生變化，表現為幾乎所有行業的市場集中度都大幅度提高，產業組織幾乎產生一種突變，市場經濟從自由競爭時代進入了寡頭競爭時代，從產業資本市場進入金融資本時代，從小企業時代進入大企業時代。
　　自由競爭時代和寡頭競爭時代
　　經濟學家對完全競爭的研究最為徹底，但這種市場結構更多是一種想象中的“純凈”的世界：在一個市場中，(1)數量眾多的企業生產幾乎沒有差別的商品，無論生產多少總能以一個市場決定了的價格賣出去，(2)企業之間沒有交易成本，不需要搜尋買家，或者搜尋也不花費成本，(3)企業可以隨時進入，也可以隨時退出。在這種市場結構狀態下，企業數量很多，以至于被經濟學家稱為“原子型”的市場結構。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市場結構最有效率，而且把這種市場結構作為一種基準(benchmark)來研究其他市場結構。但事實上，這種市場結構在現實中并不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
　　市場經濟在西歐國家經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后迅速發展。但此時的市場經濟，普遍都是一種接近完全競爭的自由競爭狀態，企業規模小，數量眾多，市場集中度很低，而且不斷有新的企業進入，也有企業退出。這種自由競爭狀態在經歷了200多年的發展之后，在19世紀末終于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那就是市場集中度在短短30年左右的時間里完成了一次質的飛躍：幾乎所有產業的市場集中度大幅度提高，每個行業都存在若干個規模龐大的公司。歐美國家的市場經濟從此進入寡頭競爭時代。
　　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那次市場結構“突變”，深刻影響了歐美國家以后的市場結構，無論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并購浪潮，都加深了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第一次并購浪潮所導致的寡頭競爭狀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快遞物流企業，UPS1907年成立后，在諸多因素的支持下，迅速成長為占有較高市場份額的寡頭企業；FedEx1971年成立后，也在成熟完善的資本市場和社會經濟法律環境下，通過自我成長和并購整合，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快遞企業之一。
　　歐美國家的快遞企業伴隨著它的服務對象——制造業和服務業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商務活動，而把整個世界作為其市場范圍。這是一種先發優勢。作為后發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快遞產業是伴隨著中國的市場經濟的成長步伐成長的。無論國內體制如何，中國的快遞企業自從誕生以后就天然地需要面對一種“后發劣勢”：這個市場上已經存在著已經早發展近100年的跨國巨頭，在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空間幾乎已經被瓜分完畢。況且，我國的市場經濟才剛剛發展了30年，除了幾家具有國家背景的行業具有“行政壟斷”的市場結構外，其他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是一種接近完全競爭的自由競爭狀態：企業規模小、數量多、市場集中度低、企業進退無障礙。中國的快遞產業也正是如此，還未實現從自由競爭向寡頭競爭市場結構的“突變”。中外快遞企業的競爭，完全是兩個時代的競爭。
　　產業資本時代和金融資本時代
　　第二次工業革命前，歐美國家都是以實業企業的運作和管理為中心的，開發資源，或提供服務，互相競爭等；但是二次工業革命后，歐美國家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金融資本時代。在這個時代里，資本運作是中心，金融資本集團是在更宏觀意義上配置社會資源的主要驅動力，產業資本或實業企業成為一種更為微觀意義上的組織方式。
　　對于這個轉變，魯道夫·希法亭在其1910年發表的一度被稱為馬克思《資本論》第四卷的巨著《金融資本——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研究》一書中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然而，從實施市場經濟體制的后發國家來說，需要的不是濃重的意識形態氛圍和革命沖動，而是需要探究先發的市場經濟國家是如何完成這一轉變的，從而對自己完成這一轉變提供借鑒。
　　歐美國家在產業資本時代，也是小企業眾多，產業集中度低；但進入金融資本時代后，一些小企業在經濟蕭條時不再存在，另外一些小企業通過兼并、重組、股權控制等方式形成大企業，銀行資本以及從銀行資本中獨立出來的金融資本成為主宰產業資本的幕后推手。
　　歐美國家的快遞產業幾乎沒有經歷產業資本時代，因為它們誕生在金融資本時代。以美國聯邦快遞FedEx為例，它在成立之初便借助風險投資家的9800萬美元購置飛機，然后又通過上市融資獲得發展資金，通過并購航空公司迅速擴大企業規模和市場勢力，通過兼并同行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金融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處處發揮著作用。
　　我國的快遞企業還處在產業資本時代。這是由我國所處的國際國內大環境決定的。如果沒有四大跨國公司，我國的快遞企業在短短20多年中的成長速度還是相當快的。但后發國家的先天約束條件就是在市場中已經存在了早發展一個時代的“巨頭”。與那些處在金融時代的大企業相比，我國的快遞企業都規模小，數量多，而且相互之間的競爭純粹是一種較低水平的競爭。
　　中國快遞產業要發展，中國快遞企業要與國外企業競爭，關鍵的一點就是認清國內外企業競爭的本質：人家是處在金融資本時代、由金融資本驅動的產業資本巨頭，我們則還是依靠原始的物資積累，兩者的競爭完全是兩個時代的競爭，一旦游戲規則明確確定，差距便會清晰顯現。
　　小企業時代和大企業時代
　　自由競爭時代和產業資本時代必然是小企業居多的小企業時代，而寡頭競爭時代和金融資本時代必然是大企業眾多的大企業時代。小企業之間的競爭是較低水平的競爭，大企業之間的競爭是較高水平的競爭。區別競爭層次高低的主要標準是所提供服務的高低質量。高質量的產品或服務提供，需要較高水平的技術創新能力，而較高的技術創新能力取決于企業的規模。這是由于四方面：
　　第一是資本市場的不完善使得大企業在獲取具有風險的研發計劃的金融支持方面具有優勢，小企業幾乎不可能從資本市場獲得融資進行創新來提高產品或服務質量；
　　第二是技術創新中存在規模經濟，尤其是大規模的服務提供和技術創新的規模經濟效應更大；
　　第三是大規模的創新者能夠通過大量銷售額分攤創新的固定成本，因而技術創新的回報率更高；
　　第四是大企業的創新活動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這種較高的生產率作為研發活動與其他非生產性活動(如市場開拓、金融計劃等)相互促進和補充而產生的一種結果，在大企業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
　　對于快遞企業而言，提供快捷、安全、低廉的服務的能力，決定于快遞企業對于交通運輸資源和信息網絡技術的掌握。小企業由于掌握較少交通運輸資源、信息網絡技術，必然不能通過提供更快捷、更安全、更低廉的服務，但大企業可以憑借掌握的資源，發揮規模經濟優勢，包括更先進服務技術的研發和提供，為客戶提供更快捷、更安全、更低廉、更加多樣的快遞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