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口企業走到了最困難的時候，尤其是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最典型，這兩個地區的外向型企業正在經歷轉型煎熬，產業升級與內需經濟牽涉到整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轉型，僅僅靠壓迫出口企業、調動出口企業的生產效率是不行的，政府必須承擔起應盡的責任，幫助國內企業共同渡過難關。 
出口企業面臨人民幣匯率 
升值、原材料漲價、知識產權壁壘、產品標準提升、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難題。中國出口企業的劣勢在各種因素共同的壓榨下開始暴露。 
    第一，中國企業被定在產業鏈低端，沒有定價權。也就是說，在國內國外都沒有辦法通過價格機制，將成本傳導到消費終端。只要采購商不接受報價，中國企業就無計可施。第二，沒有金融風險的釋放工具。根據記者對廣交會的采訪，為應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急劇上升，一些企業堅持先開歐元價，后開美元價，甚至提出開人民幣價格，或者以未來1：6.5左右的匯率談遠期合同，但大多數時間都被采購商拒絕。一些企業被鎖定在低價終端，連5%的利潤都無法維持，根本不可能抵擋匯率風險。第三，原材料價格與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如在過去一年中，溫州打火機企業倒閉了八成，主要原因是去年打火機的原材料鋅、鎳、白金、銅等價格大漲，原來的銅是兩萬元一噸，現在漲到了7萬多元，鋅也從原來的8000多元漲到了近4萬元一噸。另據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測算，《勞動合同法》出臺之后，企業的成本增加了20%之多。 
面對匯率升值，政府方面不僅沒有通過降稅、信貸支持等辦法力撐出口企業成功轉型，反而堅持緊縮信貸、提升成本等方式給予企業更重的壓力。政府也許希望借助這次轉型，通過國內企業之間的并購，實行企業的做大做強的目標。減少企業數目，增加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就像政府在鋼鐵、有色金屬行業呵護特大型企業一樣。 
出口企業必須轉型，但我們不能忘記拔苗助長的教訓，如果出口企業在內外夾擊下倒閉大半，那將涉及到1.5億-2億名出口企業員工的就業問題。已有的情況不容樂觀，來自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的數據顯示，目前溫州共有30多萬家中小企業，其中有近20%的企業面臨停工或倒閉，接近6萬家中小企業遭遇困境。來自溫州市工商部門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僅在去年，注銷的企業就有3579戶，隨著危機加重，這個數字正在迅速加大。 
從出口主導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變，需要內部市場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僅靠從匯率和信貸上壓迫企業，轉型不可能獲得成功。一個巨大經濟體硬著陸式的急劇轉型，肯定是場災難。 
政府值得稱道的辦法是拓展國際平臺。4月7日，中新兩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西蘭政府自由貿易協定》，這是我國與發達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4月13日，雙方正式簽署了《中智自貿協定關于服務貿易的補充協定》(即《中智自貿區服務貿易協定》)；簽約國將在WTO基礎上給予簽約國的進一步優惠。另一個辦法是組織企業應對國外的反傾銷投訴等。這些基礎性工作十分必要，但遠水解不了近渴，這些利好無法緩解中國出口企業所面臨的壓力，由于國內能源行業的壟斷現狀，能源價格仍然居于高位，并在可見的將來一直對企業構成壓力。 
不得要領的辦法包括以政府為主導，繼續吸引外資，對自主創新與高科技企業給予幾十萬到幾百萬元的獎勵，甚至動用政府補貼推進家電下鄉工程。前者是由外資大企業來取代國內中小企業，并沒有實現轉型之能，而后者則十分不智，由政府掌握過多的公共財政，撒胡椒面似的獎勵到政府選定企業的頭上，純屬錢財浪費。事實上，以往類似的中小企業與民營企業扶持工作，從未取得過預期的效果。這有助于政府官員的心理膨脹，卻無助于市場的變革。而家電下鄉則更是滑稽，政府怎么知道農村居民喜歡什么樣的消費品？ 
真正有效的舉措，包括給予內遷中西部的企業建立良好的市場環境，降低物流成本，對于地方政府的市場失信行為給予處罰，使企業有通暢的申訴渠道。當然，這些都是削弱政府部門之利的行為，減少審批意味著減少權力尋租空間；降低公共財政還利于民，意味著經濟控制權的降低，降低物流成本意味著靠山吃山地收取高額買路費的行為必須改變；給予企業申訴權意味著地方執法、司法機構獨立性的增強。 
這些都是政府的自改革行為，也是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必備條件，再難，也得做。否則，政府就是把企業逼到墻角，其結果不是換來經濟轉型之后的健康發展，而是迎來一撥嚴重的衰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