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記者 鄒建中 
　　——訪日中環境協會理事長宋青宜女士
　　核心觀點：
　　——要解決“三農”問題，就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道路，就需要一個堅強有力的執政黨來領導農村的改革。這關系到我們國家的穩定和繁榮。
　　——國有企業，應該成為“以工哺農”的主力軍。只要是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應該不失時機地“上山下鄉”，把現代化的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帶到農村去。
　　——中國的城市化最佳路徑是在農村“誕生”新的城鎮。如果，將農產品的加工放在原產地進行，或者相對集中于某些城鎮，這樣，“民工潮”就會有相當一部份在原地“回旋”。
　　——糧食出口的“暗流”比“明流”更可怕，更值得警惕。所以，政府在給政策的同時，一定要加強監管監控力度，防止糧食出口的失控。
　　今年上半年，以獨特的視角和睿智的思考，對科學發展觀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作出深刻的哲學闡釋，從而在中國和日本有關方面引起較大反響的《點亮的神燈》(中文版)和《中國的選擇》(日文版)一書作者宋青宜女士，日前在杭州接受了觀察記者的獨家采訪。
　　中央給了農村眾多政策
　　觀察記者：不久前，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七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長期在日本生活、工作的華人，對此，您有何感想？
　　宋青宜：對中共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我是比較關注的。那幾天，我正好在北京。公報和決定，我都仔細看了。我認為，這次“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開始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在取得輝煌成就的30年后，中共又召開了一次“三中全會”，因此特別引人注目。這次“三中全會”，主題非常明確，就是要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那年，日本農林水產大臣島村宜伸來中國考察農業時對我說，中國的農村要是改革成功了，那中國的改革才算是成功了。這句話，我印象特別深。我覺得，中國是一個有著8億農民的國家，到目前為止，中國仍然應該是一個農業大國，所以，農村的改革，對我們中國而言，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現在我最大的感受是，為了解決由于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中央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給了農村改革發展許多特別優惠和特別寬松的政策。比如，現有的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比如，要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使之成為引領農民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現代農業經營組織；再比如，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等等。這其中，我感到，“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是一個最為引人注目的亮點。
　　不過，在看了中央給了那么多好政策的同時，說老實話，我還是有些擔憂的。擔憂什么？就是擔憂中國農民的素質跟不上中央要求，拖了農村改革發展的腳步。尤其讓我擔憂的是，由于現在的農村，還沒有一個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的很好的環境，所以很容易“把經念歪”的。
　　觀察記者：那么怎樣防止“把經念歪”？您有什么建議和看法？
　　國企是“以工哺農”主力軍
　　宋青宜：中國30年來的改革，應該說是成就輝煌。為什么會“成就輝煌”？根本的一條是，中國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認為，這是中國特色中最關鍵的部分。中國如果采用多黨輪流執政，中國就不會有今天。所以，現在中國的農村改革，也一定要在中共的領導下，才會健康有序地不斷向縱深發展。
　　中共的領導力度如何體現？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要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作用。也就是說，國有企業，應該成為“以工哺農”的主力軍。
　　這么多年來，在工業現代化的建設中，我們的國有企業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和發展，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國有企業也造就了一大批有較高素質的人才。我認為，這些人才完全可以在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大顯身手。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農民，即便想要在農村好好發展，但總會有種種條件在約束他們，比如科技知識的缺乏、市場信息的閉塞、商業能力的低下、合作意識的淡薄等等。還有，農業的現代化，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國有企業，在資金方面以及設備等硬件方面的優勢十分明顯。所以，我建議，只要是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應該不失時機地“上山下鄉”，把現代化的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帶到農村去。打個比方，你們浙江的省電力公司，或者巨化集團，是否有可能在未來擁有現代化的農業集團？我想，只要我們認識到國有企業“以工哺農”的重要性以及獨特的優勢，我想這完全是有可能的。這也是我認為的，堅持中國特色的題中之意。
　　打造物流鏈意義重大
　　觀察記者：您的主張，我覺得非常有新意。前次談話，我記得您曾經談到過“在農村建立類似日本農協這樣的合作組織”的話題，現在“三中全會”開過了，您有沒有新的想法？
　　宋青宜：對日本的農協，我是有所了解的。日本農協，它作為一個與最基層的農民有著廣泛聯系的組織，起到了非常務實的作用，它不僅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和指導，而且還提供包括派專職指導員對農協社員的生產和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指導服務”；吸收社員的存款，再優惠地貸給需要資金的社員的“信用服務”；集中出售社員的農產品，也包括質量管理和市場談判等的“販賣服務”和統一購買社員生產生活所需，再提供給社員的“購買服務”；以及“保險服務”、“保健服務 ”和“人才培訓服務”等等。為了保證農協的正常運作，日本還有專門的《農協法》。日本農協的作用是政府無法取代的。
　　而我們中國，現在主要是通過政府，通過省、市、縣、鄉，把一些政策性的東西傳達給農民，這種途徑，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在經營中存在的一些技術和商業方面的問題。因此，我認為，建立類似日本的農協這樣的農民自治合作體系，對中國解決“三農”問題，是十分必要的。當然，這需要時間。
　　無論是國有企業的“上山下鄉”，還是建立類似日本農協這樣的合作組織，我想，很重要的幾點在于—
　　第一點，現代農業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養問題。人才就是生產力。沒有一支龐大的人才隊伍，農業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一個中國農業發展的戰略問題。在這方面，國有企業也好，類似農協那樣的組織也好，是大有文章好做的。 
　　第二點，就是要建立透明、暢通的信息平臺，或者叫信息網絡。這也是經濟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需要。現在的不少農村，在獲取信息方面，應該說情況好多了；但還有不少地方信息十分閉塞。據我所知，現在還有不少偏遠的山村，甚至移動通訊設備都無法使用。信息合理的、有序的、及時的覆蓋到農村，是農村發展所必須的。因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已經是“信息時代”，信息就是生命，就是效率、就是產值和利潤。缺了信息，我們就成了瞎子。
　　第三點，就是關于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物流鏈。我們講物流，并不是狹義的物流，并不是單指簡單地將甲地的物品搬到乙地的運輸。我們的物流鏈，是廣義的，包括種子的培育、種植、收獲、加工、包裝、倉儲、運輸、批發和零售；這其中，還涉及到金融、保險、環境保護和科學研究等。
　　我的主張是，這個物流鏈的大部分應該放在鄉鎮完成。這樣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可以推進農業的現代化，改變目前我們農民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
　　其次，可以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本地就業”問題，從而使得大批農民成為工人。
　　我們如果靠“民工潮”來實現所謂的城市化，那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城市化”；也是中國現有的城市所不堪承載的。中國的城市化最佳路徑是在農村“誕生”新的城鎮。如果，將農產品的加工，放在原產地進行，或者相對集中于某些城鎮，這樣，“民工潮”就會有相當一部份在原地“回旋”，農村的現代農產品加工業就有了充沛的勞動力支撐。這次“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到的戰略意圖“鼓勵農民就近轉移就業，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有了落到實處的可能。
　　再就是，有利于環境保護。從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看，未經加工的農產品只能被視作原料，進到城里后，有1/3會被丟掉。而這些廢棄的“原料”，成了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居民要用水來清洗“原料”，不僅會消耗大量的水，而且還會增加污水的排放。農產品原料運往城市，還要投入較大的運輸力量。由于這些從甲地運往乙地的“原料”，有相當一部份要被作為垃圾丟掉，所以，這種運輸其實是極不經濟的。它不僅浪費了人力、占用了公路，更重要的是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排放出大量的廢氣。所以，建立農業生產的物流鏈，農產品的加工在當地完成，可以大大減少環境的污染和資源的消耗，會也降低城市管理的成本。
　　要特別關注糧食安全問題
　　觀察記者：結合您對這次“三中全會”精神的理解，請您談談糧食安全問題。
　　宋青宜：針對這么多推進農業發展的政策，我還要想說的是，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作為國際性概念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紀70年代。我記得，當時的糧食安全是指“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糧食 ”。
　　我們中國有13億人口，吃飯問題是最基本的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個嚴峻的現實是，我們的耕地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耕地減少，也就意味著糧食的產量在減少。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材料顯示：中國耕地由1996年的19.51 億畝降至2003年的18.51億畝，7年減少了1億畝，每年平均減少1428萬畝。盡管這是一個5年前的數據，但我覺得，這對我們仍然具有參考意義。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是耕地的減少。對耕地數量的控制，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就有這樣的要求：“堅決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現在，我們在保護耕地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另一種情況的“蔓延成勢”，那就是糧食的大量流向國外。我所擔心的是，農業生產的公司化運作以后，會出現的兩種情況，一種是外商的直接進入，與中國農村的農業生產組織合作，從而控制農產品的銷售；二是我們的農業生產組織直接從事糧食出口。當然，我們國家在糧食出口上，是嚴格控制的，但卻常常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糧食出口的“暗流”比“明流”更可怕，更值得警惕。所以，政府在給政策的同時，一定要加強監管監控力度，防止糧食出口的失控。
　　宋青宜：我剛才講了那么多，就是一個意思，要解決“三農”問題，就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道路，就需要一個堅強有力的執政黨來領導農村的改革。這關系到我們國家的穩定和繁榮。正像這次“三中全會”的文件中所說的那樣，“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穩定就沒有全國繁榮穩定，沒有農民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