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歷史學界對于重大理論問題愈發關注。懷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嘗試跨越斷代局限，從宏大視角探討中國古代經濟和社會發展，正在成為史學研究者的學術自覺。6月10日，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史研究》雜志社、云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聯合舉辦“第六屆中國傳統經濟再評價暨農商/富民社會學術研討會”，數十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圍繞中國傳統經濟再評價這一主線進行了深入討論。

　　聚焦社會演進軌跡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研究力量的加強和探討的深入，相關討論從宏觀的理論探討開始深入具體問題的論證之中，新觀點不斷涌現。云南大學教授林文勛認為，理論體系是由若干重大論斷支撐的。他認為，富民與國家是唐宋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關系，中國傳統社會依次經歷了豪民社會、富民社會向市民社會的變遷。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葛金芳從產業演進角度觀察社會經濟形態的嬗遞軌跡，認為中國文明發展史大致經歷了古代農業社會（漢唐時期）、近世農商社會（宋元明清時期）、現代工商社會（19世紀中期以后）。

　　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教授趙軼峰認為，李約瑟對“李約瑟難題”的解釋對我們理解明清時代中國社會結構及歷史趨勢是重要的，因為明清時代的中國已經處于帝制時代晚期，中華文明開始與其他文明體系產生密切聯系，要理解這個時代中國社會結構和演進趨勢，就必須觀照世界歷史的總體動向，必須將當時乃至后來的世界現代化作為基本參照系。

　　“商賈”“富民”受到關注

　　唐宋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生巨大變革，是中國古代史研究關注的重點時段。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李治安教授認為，自戰國以來，國家臨民理政的政策模式及相應的社會結構大體分為“編民耕戰”與“士農工商”兩大類。總體而言，商鞅變法開創的“編民耕戰”模式較大程度上居主導或支配地位。但是，以齊國四民“通貨積財”和兩宋的“不抑兼并”為代表的“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模式，在中古和近古時期也長期存在，與“編民耕戰”模式往往呈現兼容補充、此消彼長的狀態，中唐以后上升為主導模式。他認為，“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模式的精髓在于：揚棄“齊民”、“均田”，遵循“富無經業，則貨物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司馬遷）等市場法則，奉行“不抑兼并”，在產業政策上“農商并重”。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華瑞認為，“兼并”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始見于秦漢以降的歷史文獻記載；據不完全統計，宋朝文獻關于“兼并”記載的頻率和數量較之秦漢至五代的總和還要多，說明社會經濟層面的兼并活動和兼并勢力在宋代有較大發展。他認為，打壓、抑制兼并的結果是“貴賤可調，君得其利”；以大農、商賈為主體的“富民”在宋代社會流動的大潮中崛起，帝制國家對這個新興階層采取既依靠又打擊的政策，大農、商賈階層優秀子弟通過科舉進入“貴”的階層，但不同于明清的士紳階層，單位明顯較小，當明代認可舉人、秀才身份時，實際上是“貴”的層級下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彭衛認為，近年學界討論的相關內容已經不限于“農商社會”或“富民社會”，而是將研究視野伸展到更為廣闊的歷史時段和領域范圍。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教授認為，近年學界對中國傳統經濟的研究日漸豐富。明清社會經濟發展始終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是中國史學界長期關注的重要議題。南開大學特聘教授徐泓表示，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在這方面取得豐碩研究成果，搜集了大量方志、筆記、文集、官方檔案、民間文獻、碑刻、契約等史料，填補了過去我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認識的空白，破除了西方學術界長期盛行的“中國停滯論”和“新帝國主義”理論，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關注沿海地區發展

　　古代中國從陸地走向海洋經過了漫長歷史過程，社會經濟變遷在其中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教授黃純艷從宋代福建和浙東沿海地區海洋性地域特性的形成著手，認為不論福建還是浙東沿海，唐宋以后的人口構成主要是內陸移民，他們從“內陸人”到“沿海人”的轉變有一個歷史過程。福建和浙東沿海地區的地域特征的蛻變和生成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宋代被認為是鼎盛階段，是福建和浙東沿海地區海洋性地域特征形成的階段。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大背景下，具有海洋性地域特征的沿海地區的歷史不是陸地歷史的簡單延伸，而是脫逸出陸地傳統的束縛、彰顯其固有特點的過程，因此，應該從海洋視角觀察海洋性地域特征形成的歷史。

　　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世界歷史發生突變的重要時期，15世紀和16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把東方和西方直接聯系在一起，從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國際格局。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支平認為，面對西方商人與殖民主義者的東來，古老的中國政治體制和民間社會不得不衍生出對應之道，從明代中后期不同階層應對世界新格局的不同態勢可以看出，中國基層民眾尤其是東南沿海民眾，已不是自然經濟形態下那種固守土地、安土重遷的農民，一旦有了合適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氛圍，他們完全可以隨著世界潮流的變化而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制度因素不可小覷

　　經濟制度研究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對中國傳統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離不開制度上的考察。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臧知非通過考察“算賦”的生成與演變，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國家職能以及農民由國家課役農演變為個體小農的歷史過程和特點，反映了農民負擔加重的歷史過程，折射出我國古代賦稅體系演變的基本規律。他認為，從制度生成的層面考察，“算賦”（文獻上又稱為口賦、口算、口算錢，即人口稅）作為漢代人口稅的代稱是可以成立的，是授田制之下編戶民“事”義務的貨幣形態，是徭役貨幣化的結果，其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

　　唐代，中國制度文明已達到很高水準，尤其表現在國家制度建構與社會治理方面。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劉玉峰認為，通過梳理唐朝控制社會經濟的多項制度，可以看到其制度建構的健全與完備，也能發現一些顯著特點以利于認識唐代社會經濟形態。他認為，秦漢史、貨幣史、明史專家王毓銓提出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是“政治經濟”、“權力經濟”這一觀點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