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面臨一個困局：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難啃的硬骨頭。

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呼吁，別泄氣，大家一起想辦法，共渡難關；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領導人有些急迫，希望用一些立竿見影的逆全球化手段，迎合民意。

是修正，還是放棄，這是一個問題。

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3月26日落幕。此次論壇“直面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未來”，圍繞該主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對眼下的“逆全球化”，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今，全球化發展到了一個關口，應同舟共濟，尋求普惠、共享的發展。

《國際金融報》記者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貿易代表Michael Delaney、博鰲論壇前執行總監姚望、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Kent Calder、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等專訪，從情緒、行動、思潮、道路四個維度，帶您讀懂“逆全球化”。

裂縫早已有，WTO式微

“逆全球化”作為一種情緒，早現端倪。

梅新育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強調，目前普遍存在的一個誤區是，大家一味地譴責貿易保護以及反全球化浪潮，其實，需要冷靜審視這個問題。

把時間拉回到2013年12月份，WTO第九次部長級會議在巴厘島召開，160個成員國為了在多邊貿易談判上，一談再談，閉幕式一拖再拖，最終達成了一個妥協版“巴厘島一攬子協定”。

該協議旨在讓成員削減貿易壁壘，創建更公平的貿易環境以促進全球化與經濟發展，因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巨大的利益沖突，談判進行了12年。上任不足百天的WTO總干事阿澤維多在閉幕式上非常激動，演講中當場哽咽。他說：“世界將重回世界貿易組織。”

這是一份愿景。

WTO最重要的三項職能是多邊貿易談判、貿易機制審議和爭端解決。眼下，只有爭端解決職能最為大眾所熟悉，百度搜索欄輸入“WTO”，各種反傾銷案件上訴映入眼簾。

事實上，2008年后，發達國家從WTO組織戰略性撤退，轉而推行能有更多主導權的雙邊協議和區域聯盟。

雖然美國推動了關貿總協定談判，推動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但是，發展至今，美國維持該貿易體系的積極性日益缺失：一是現行WTO規則下，實現自由貿易其實只有制造產品，而這一領域并非美國競爭優勢所在。

二是WTO屬于多邊貿易體系，集體談判不利于美國有效主導談判進程。拋棄多邊談判，美國開展雙邊貿易談判，可在短時間實現利益最大化。三是WTO貿易爭端程序冗長，不利于美國懲罰違背WTO規則的貿易伙伴，也不利于美國根據自身意愿及時調整貿易政策。

王軍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WTO多邊機制已名存實亡，WTO事實上已經被擱置或者說邊緣化了，除了中國可能已經沒有哪個主要經濟體有意愿再利用這個平臺進行磋商了，大家紛紛尋找替代品。

雙贏還是零和，反對聲強

“逆全球化”作為一種行動，有數據支撐。

波士頓咨詢公司一份報告顯示，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增速迅速從8%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降低至0.2%。而作為衡量全球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全球貿易總額與GDP的比重，更是自2008年達歷史峰頂后的過去7年內，降幅達到了13.6%。

該報告指出，部分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持續高漲。2008年至2016年10月，全球共推出了2978項貿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僅廢止740項。

全球化是歐美國家力推的，為何現在開始排斥呢？

在美國，表現最強烈的是貿易逆差和就業崗位的減少。

從經濟數據上看，美國商務部3月7日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1月份，美國的整體貨物貿易逆差為681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18%。按國別看，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國、日本、德國和墨西哥。

美國商務部2月7日公布的2016年貿易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整體商品貿易逆差為7343億美元。按國別看，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國、日本、德國和墨西哥。

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兩次失業的美國工人說：“唯一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們，以及美國的富人和政客們……當然，物價更低了，但這對那些眼看著自己的工作被遷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來說毫無意義（我的工作就曾兩次被外遷到這兩個國家）。我們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們寧愿摧毀這個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貧困和絕望。”

在歐盟，沖擊最大的是移民和難民問題。

2004年，歐盟將勢力范圍擴大至東歐以后，向歐盟方向的勞動力大遷移正式啟動。一方面，歐盟國家需要勞動力；另一方面，過多移民的涌入會對原有的社會結構產生沖擊。在英國，這樣的矛盾情緒尤為明顯。

在英國，但隨著流入人口的增加，民眾認為，英國人被奪走工作和住房，對歐盟感到懷疑的人不斷增加。，是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的競選綱領提及，將移民凈增加人數控制在每年10萬人。但是，數據顯示，2015年，英國凈增加人數為33萬人多。

面對如此情況，英國退歐派不斷呼吁，從官僚主義橫行的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拿回權力。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邢予青認為：全球經濟一體化在就業層面帶來的不是經濟模型預測的雙贏結局，而是一個有許多失敗者的零和游戲。

全球化的另一個后果是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其名著《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回報超過經濟增長是導致發達國家收入差距在過去幾十年中擴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去年12月8日發布《客觀認識逆全球化，積極推進包容性全球化》。報告指出，全球化帶來的三大伴生問題不容忽視：資本運動帶來的技術進步影響就業，勞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和金融風險巨大。

梅新育告訴記者，“從經濟方面來看，現有全球化模式的確有不可持續之處，先天存在‘特里芬兩難’約束。‘特里芬兩難’使得以美國需求為主的市場擴張和美元穩定性之間不可兼得，這樣會使‘游戲’玩不下去。”

美國人反思，特朗普順勢

“逆全球化”作為一種思潮，在歐美逐漸有了市場。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Kent Calder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貿易保護主義的想法有一些可理解的目的，特別是對于一些失去工作的人。

美國暢銷書作家、金融分析師哈里·丹特（Harry Dent）認為，二戰以來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使得不同群體間沖突難以調和：“本土工人v.外國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產階級和窮人……年輕人v.迅速加重的老齡化社會負擔……大政府v.個人自由……”

美國一家地緣政治預測網站的創始人和主席喬治·弗里德曼認為：“2008年以后，美國自由貿易支持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之間的政治平衡已經轉變。美國如今正在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克林頓執政時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委員會副主席普萊斯特威茲在《華盛頓月刊》上曾發表長文《自由貿易已經死亡》。

該文認為，歷屆美國政府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主要動機，不是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是地緣政治考慮。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的接納，美國公司開始向墨西哥、中國這些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投資、設廠，把部分制造業工作崗位轉移到這些低成本的國家，這導致了美國本土就業職位的流失。

普萊斯特威茲在文中指出，如今，美國一些最著名的支持自由貿易思想的領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格魯格曼、美國前財政部長、正統貿易理論的長期捍衛者勞倫斯·薩默斯）也在調整自己的觀點。

順著這股反思潮，特朗普逐漸在總統大選中掌握主動。

特朗普的目標很直接，一、提高藍領工人的就業率；二、減少貿易赤字。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貿易代表Michael Delaney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并不是所有的貿易都是公平的，美國需要做出一些改革，特朗普總統需要強調公平、平衡貿易的必要性，也需要再次確認美國對于公開市場的承諾。

在總統大選最后投票的兩星期前，特朗普在葛底斯堡向選民公布了他入主白宮后第一個100天要實施的新政，反自由貿易政策被列入其中。葛底斯堡是標志著美國南北戰爭發生轉折的歷史名城，特朗普選擇在此地宣布，用心良苦。

逆全球化！階段性勝利？

“逆全球化”作為一條道路，有人開始試探性走了兩步。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TPP。而且，特朗普堅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奪走了（美國的）就業崗位”，主張就該協定重新進行交涉。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廢除了北美圈的關稅，成為自由貿易協定的范本。數據顯示，在協定生效前的1993年，墨西哥的汽車產量為105萬輛，而到2015年增至340萬輛，其中八成向美國等出口。

如果特朗普新一屆政府重新修訂NAFTA，不僅對墨西哥經濟的打擊會非常大，對加拿大的影響也比較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貿易額每天高達18億美元。兩國以農產品和礦工業產品為中心，相互之間都是對方最大的出口國。

美國印第安納州鮑爾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邁克爾·希克斯（Michael Hicks）指出，美國開利公司在美國的平均工人成本約每小時30美元，在墨西哥則是每小時3美元，特朗普與開利達成的協議并不會解決美國制造業長期面對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科技與自動化提高了生產力和產量，但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卻持續減少。

在市場人士看來，這類民粹主義色彩濃烈的政策不僅不會治療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弊病，反而會加重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簽署成為法律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試圖以高關稅壁壘保護美國市場，但被后來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視為導致美國和全球經濟大蕭條惡化的主要原因。

王軍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自2008年以來已持續多年，正在極快地侵蝕著全球化的根基。2017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特朗普下一步的貿易政策和動向值得高度關注。

特朗普沒有收手的意思。3月中旬，2017年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首次會議發布了一個尷尬的公告，刪除了去年G20會議上提出的“反對任何形式保護主義”的表述。

Michael Delaney告訴記者，“美國對與歐盟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想法依然沒有意見。目前美國的優先事項是英美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日本的雙邊貿易協定，以及WTO改革”。

如何治理？中美是壓艙石

“逆全球化”作為一首插曲，應該在中美共同推動下，曲終人散。

持續數十年的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贏家，也產生了一批輸家。在歐美社會，反全球化情緒在2016年的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大選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達。

雖然提倡反全球化的勢力持續擴大，但顯而易見，僅提倡反全球化、強行推行保護主義無法實現經濟的繁榮和生活的富足，“很可能導致狹隘的國家主義在全球盛行。”日本中前國際經濟研究所代表中前忠擔憂地表示。

“沒有全球化以外的選擇。讓全球化變得更有人情味才是更重要的。”法國蒙田研究所的首席顧問多米尼克·莫瓦希（Dominique Moisi）呼吁制定具體政策，解決產能過剩和不平等的問題。

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呼吁，中美的經濟關系是兩國關系最堅定的壓艙石，兩國需要重新審視這個龐大的經貿關系，特朗普新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來實現經濟關系的再平衡。

雖然對美國國內的反全球化聲浪表示理解，但是，Kent Calder也強調，“全球化并不會毀于保護主義。”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中一員。經過“入世”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美國位列第二。

中美兩國地處世界貿易最活躍的環亞太經濟圈，自2008年以來，中美兩國都在本區域努力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美國試圖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中國參與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框架協定》（RCEP）談判。

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APEC利馬峰會時提到了亞太自貿區(FTAAP)的建設。

根據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的建模分析，不論是RCEP還是TPP，釋放的經濟紅利都遠遠小于亞太自貿區(FTAAP)。

該文認為，對中國而言，FTAAP所帶來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對美國而言，FTAAP帶來的收益是TPP的2.5倍。因此，作為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的美國和中國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來一同推動亞太自貿區，書寫“21世紀全球經濟規則”。

不過，姚望表示，FTAAP在習近平主席之前便有人倡導，這一基礎是“10+1”“10+3”“10+6”，但目前中國的主要戰略還在于“一帶一路”。

此次博鰲論壇上，“一帶一路”作為四個專題之一，周文重表示，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已經三年有余，該倡議提出之后，得到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響應。中國目前也已經和60多個國家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帶一路”是中國版全球化的一個設想，如果“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目標都能夠在“一帶一路”的大盤子里加以推進，走向命運共同體是可以預期的。

“貿易保護主義沒有贏家，一定是多輸格局。”王軍告訴記者，中美的潛在摩擦在于，巨大的貿易差額需要彌補，彼此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和利益讓渡，扭轉不對等的貿易條件，真正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行交換，建立正常互信的貿易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