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鑫分析指出，估值效應和交易變動同時為負，拉低了外儲余額。對2016年外儲余額變動情況進行分析可見，上半年外儲下降規模逐漸收窄，主要是由于美國經濟增速放緩、非美貨幣升值導致的。一季度由于價格、貨幣匯率等非交易因素引起的外儲賬面價值增加金額約為115.2億美元，二季度升至268.8億美元，但進入三季度后，該正面影響減弱，8月份甚至由正變負，直接導致外儲下降51.1億美元。而從交易行為來看，二季度以來月度變化基本穩定，平均每月導致外儲下降108億美元，說明央行對市場的干預減少，外儲下降是市場預期和匯率變化的結果。
此外，市場預期的改變令三季度資本外流壓力變大。從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構造的跨境資本流動測算框架來看，2016年一季度波動性較大的跨境資本外流規模為1561億美元，二季度外流規模約為491億美元，資本外流程度好轉。這主要得益于資本和金融賬戶（扣除直接投資和儲備資產）以及官方和民間外匯資產（扣除價格因素）項下外流規模的縮減，二季度較一季度外流規模分別減少440億和464億美元。
然而，進入7月份后，由于美聯儲加息預期階段性升溫，導致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大，尤其是8月份全球央行年會之前，美聯儲再次加息概率大幅提升，多位美聯儲官員紛紛表態，支持美聯儲在9月份加息，導致人民幣匯率在七八月份分別貶值0.15%和0.45%，短期內資本外流趨勢再次加劇。這也可以從結匯率和售匯率的變化中得到印證：一季度結匯率均值為66.8，二季度升至69，售匯率相應地從84.5降至79.5，升降之間表明人民幣貶值預期好轉。然而進入7月份之后，結匯率大幅降至61.8，售匯率也較前月上升了0.3個百分點，說明市場主體的預期再次發生變化，對人民幣后市走勢略顯遲疑和悲觀。“9月份跨境資本流動有望好轉，但四季度走勢不容樂觀。”王有鑫認為，境內外利差、匯差以及美聯儲貨幣政策走勢是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主要驅動因素。目前來看，由于美國上半年經濟數據相對疲軟，8月份非農數據又低于預期，因此，預計美聯儲9月份加息的概率較低。這將改善人民幣貶值預期，9月份跨境資本流動也將相應好轉。但不容忽視的是，隨著年底臨近，美聯儲有較大概率在四季度再次加息，這將給人民幣匯率和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帶來較大壓力，須警惕相關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