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方利益的角度看，美國試圖通過其主導的TPP發展以實現“重返亞太”的戰略目標，如果能夠促成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的發展并形成美歐聯合主導的局面，美國和歐盟針對亞洲的政策協調程度無疑會明顯加強，美國借助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腳步和進程會大大提速。美國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區、TTP、TTIP等多重區域一體化安排，重構其主導的新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
當然，美歐雙方分歧也比較大，要處理的談判難題也不小：
一是農產品補貼障礙。雙方在農產品補貼問題上分歧嚴重，數十年來相持不下；二是高技術保護壁壘障礙。在高科技領域誰都不愿放棄對本國企業及技術的嚴密保護和補貼。即使在技術標準和會計制度等方面，雙方的分歧也很明顯。美國食品及化學品標準與歐盟存在落差、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是TTIP談判中最大的技術性分歧。三是剩余關稅壁壘，如何進一步降低產品關稅稅率，并在服務和采購上擴大市場準入；四是“邊境內”監管障礙。如何處理雙方市場內部的監管和國內標準問題。此外，美國面臨總統大選，歐盟內部分化和審批流程漫長也是主要挑戰。不過，就美歐根本立場而言，美歐雙方戰略意圖明確，政府層面的積極性非常高，最終有望達成TTIP協定。
將改變世界貿易規則
由此看來，TTIP談判一旦達成，將在更大程度上改變世界貿易規則、標準和格局，挑戰新興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間的準貿易聯盟。美歐將會在知識產權、勞工標準等方面制定新的規則，這對想進入美歐市場的企業來說無疑提高了“門檻”；另一方面，由于自貿區具有對內開放、對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美歐之間貿易壁壘降低的同時，對區外經濟體則構成更高的壁壘，會產生貿易轉移的效果，而這也意味著中國對美出口將面臨歐盟的競爭壓力，對歐盟出口將面臨來自美國的競爭壓力。
鑒于此，中國必須盡早制定積極的應對策略，一方面，須以更大勇氣迎接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挑戰，加快改革開放的進程，更主動積極地參與制定新一輪國際經濟特別是貿易投資規則，從雙邊、多邊兩個方面加快構建中國版本的自貿區網絡。同時，也要借自貿區談判為契機，通過更高標準的國際貿易規則倒逼國內市場化改革。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實現新的增長預期，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占據更主動的位置。
另一方面，TPP和TTIP會讓中國更加倚重“一帶一路”，并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必須依托“一帶一路”重建經濟大循環，充分挖掘“一帶一路”區域國家經濟互補性，進而構建更大方位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促進亞歐經濟一體化和建成利益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