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刊登專欄文章，論述“誰再拖中國的后腿？”
　　文章稱，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轉變發展模式，即從舉債增長模式轉向消費主導模式。
　　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靠投資拉動，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達到50%左右，其中約一半是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也很多，年投資規模遠超歐美，也超過其他新興市場，是印度的兩倍，拉美的四倍左右。與日本和韓國等具有可比性的國家的同一發展階段相比，中國投資占GDP的比重也要高出10%-15%。
　　中國政府希望促進國內需求和消費，但在國有企業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情況下，完成這個任務難度很大。
　　中國有大約15萬家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控制著全國約50%的工業資產，吸收了全國約20%的勞動力。這些國有企業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但盈利能力仍趕不上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釋放潛力的一個阻礙，因此亟待改革。但如何改革、以多大的力度改革都是問題。
　　中國消費能力并非停滯不前。過去10年，中國消費年均增速達到8%左右。不過，消費增長落后于經濟增長，也落后于13%以上的年均固定投資增長。目前，中國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只有35%左右。
　　如果中國經濟年增速為8%，那么消費必須增長11%左右，才能把消費占GDP的比重拉高一個百分點，達到36%。假設經濟增速為8%而消費增速為11%，中國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把消費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0%。如果經濟增長放慢，那么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就會加大。
　　第二，擴張過快、過度投資等歷史問題需要妥善解決。中國有許多經濟效益可疑的項目，以高速鐵路和收費公路為例，這些項目光靠消費者是無法覆蓋資本成本和運營開支的。許多投資無法帶來足夠的收入以償還相關貸款，使銀行等貸款機構面臨損失風險。
　　第三，促進消費將意味著儲蓄減少，這將影響中資銀行的存款基礎和融資成本，令銀行處理不斷增加的不良貸款損失的靈活度下降。為了拉動消費，政府還需要大幅提高家庭收入，這將威脅到中國企業已然非常微薄的利潤率，使它們難以在國際市場保持成本競爭力。政府還必須加大社保投入，這會給公共財政造成壓力。
　　第四，結構調整將造成增長放緩，至少在調整期間會放緩，這將體現在增長率下降或投資水平的下滑。經濟增長放緩將進一步加劇挑戰。
　　這些困難意味著中國領導人可能會繼續實施債務驅動型投資，直到完全無法繼續為止。
　　令人意外的國有企業
　　中國國有企業貢獻了全國約三分之一的經濟增加值。但在中國兩大證券交易所上市的1,500家企業中，可能只有約50家是真正的民營企業。
　　國有企業享有多種優勢。
　　第一，建筑、基礎設施、金融和銀行業、保險、資源、媒體和電信等重要經濟領域都由國有企業獨享。由各級政府和中共控制的牌照和許可系統保證政府控制的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主要角色。
　　第二，國有企業享有從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優先獲得資金的優勢，可以獲得約60%的銀行貸款和中國超過75%的資本。國有企業可以享受這類廉價資本，使它們常常處于壟斷或受保護的市場地位。
　　第三，國有企業可以享受一系列補貼，這包括稅收優惠、投入成本補貼、以及優先獲得政府采購合同等。
　　第四，國有企業繳納的紅利極少，它們更愿意把利潤用于在投資，有時候投資到多種多樣甚至無關的業務。
　　盡管有些非同小可的競爭優勢，國有企業的利潤率卻遠不及中國400萬至500萬家民營企業。就提供就業崗位、納稅和產出而言，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重要得多。民營企業提供了約80%的城鎮工作崗位，90%的凈新增工作崗位，以及三分之二的固定資產投資。
　　國企拖累了經濟
　　國企通常規模龐大，生產效率低下，缺乏問責機制，國企扮演的主要角色扭曲了資本配置，導致經濟和金融低效。受保護的國企通常不會追求利潤或是更高的效率，而是會在政府無聲的支持下擴大規模，從事多樣化經營，實施海外并購并購買新技術。
　　這造成許多行業的產能過剩。一個引人注意的例子就是光伏行業的過度投資，國有企業遵照政府加強可再生清潔能源的指令，結果導致全球市場充斥大量的太陽能板，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Suntech)等中國光伏制造商也因此破產。
　　在中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很難與占據主導地位的大型國企抗衡，這就導致產品價格較高，產品選擇有限，中國的老百姓不得不為此買單。
　　國有企業扮演的主導角色（主要在重工業領域）可能會阻礙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中國政府也承認服務行業的發展目標未能實現。服務業占中國GDP的比重為40%-45%，就業比重為35%，相比之下，在其他發展階段與中國類似的國家里，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通常能達到60%甚至更高。
　　歷屆中國政府都認識到有必要改革國有企業。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時任中國總理的朱镕基領導了大規模的國企改革，使國企數量銳減了一半，成千上萬家虧損的國企被重組、出售或私營化，約4,000萬工人下崗。
　　此后，國企改革的步伐放緩。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對工人下崗問題的顧慮，同時也說明剩下的國有企業并未虧損，降低了重組的迫切性。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府重新加強了對經濟的控制，在銀行、金融、運輸、能源、天然氣以及重工業等許多關鍵產業，國有企業占據了主導地位。
　　國企被大規模私營化的可能性不大。新的改革措施專注于提高國企分紅以提升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政府將扮演一個耐心的長線投資者的角色，努力使資產價值最大化。
　　國有企業抵觸改革，這不足為奇。大型國企所擁有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以及國有企業的領導者（許多人是部級官員）可能會成為改革路上的絆腳石。這方面的例子有：中央政府取消補貼反而促使省級政府增加了對國企的補貼，無錫政府出手救助了破產的尚德太陽能。
　　《論語》中有句話：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眼下，中國政府認為維持現狀是明智的。歷史會給出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