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就是世界話語權”，但貿易體量和規模絕不等于話語權。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進出口總值25.83萬億人民幣(折合4.16萬億美元)，扣除匯率因素同比增長7.6%。自2009年起，中國晉身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而此次中國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4萬億美元關口，有望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然而，真實的狀況是怎樣的？　　經濟全球化改變了國際貿易模式，現有的以進出口產品總值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統計框架已無法準確反映全球貿易增長和失衡格局，因為如今一國貿易的真實情況并非體現在規模和速度上，而是更集中反映在一國所創造的增加值上。
　　事實上，面對全球價值鏈主導貿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當前依據原產地原則進行的傳統總量貿易統計存在許多弊端：一方面，由于大量中間品貿易的存在，統計跨境總量貿易而非凈增加值會產生大量重復計算；而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反映出產品在生產環節上的流動，所以雙邊貿易統計中包含了他國中間投入品價值，造成了大量貿易被重復計算。2011年以來，世界貿易組織(W TO )推動國際貿易統計改革，在國際貿易統計新框架中以“貿易增加值(商品在一國新增價值)核算”替代“貿易全值核算”，讓世人對全球貿易分工和全球價值鏈有了新的認識，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國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切入全球價值鏈，我國迅速發展成為全球價值鏈體系的重要環節，但發展路徑長期被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
　　然而，中國卻一直成為全球的“眾矢之的”，虛胖的貿易規模和份額的增長非但沒有帶來利益分配的增長，反而加劇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但是真實的狀況是“順差在中國，利潤卻在國外”。本世紀以來，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要素和產業價值鏈縱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細分化，推動了產業在國家間的新一輪轉移，即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占據研發、品牌銷售渠道等高端環節，而把加工、組裝、制造等相對勞動密集度高的產業環節轉移到像中國這樣的低成本國家。由此，全球價值鏈就按“產業轉移-價值增值變化-利潤轉移-貿易利得扭曲”的路徑，通過加工貿易、轉口貿易、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等途徑，使我國利潤大量轉移境外。
　　我國每年貨物貿易順差2000多億美元，由此引起的外貿摩擦這幾年呈愈演愈烈之勢。國際上通常以經常性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作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中國經常性賬戶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額已從2003年的6.8%，上升到2008年峰值時的24.3%，2009年為24.1%，2010年回落至19.9%，即被認為有1/5的全球失衡來自中國，匯率摩擦、貿易摩擦等由此產生。
　　但真實狀況到底如何呢？由于一國的出口產品中，不僅包括國內增加值，也包括國外增加值。國內增加值指一國的出口產品中所包含的本國增加值，這部分增加值由本國生產出口至其他國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國，虛增的成分非常巨大。聯合國貿發會議(2013)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出口中約有28%是進口國僅僅為了將其作為生產某種出口商品或服務的中間產品而進口，在2010年19萬億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約有5萬億美元重復核算。
　　而根據W TO和IDE-JETR O (2011)報告，以增加值貿易方法測算，中美貿易順差在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三個年份相比傳統統計方式計算出的順差額要縮小20%-27%，如果考慮到加工貿易因素，貿易失衡的程度更是會減少40%以上，甚至在2005年達到了53%的縮減規模。可見，全球失衡的狀況并沒有如傳統全值統計所顯示的那么嚴重，中國離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的地位也還有非常大的距離。
　　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貿易新趨勢表明，未來十年全球競爭將是價值鏈的競爭，依靠低成本優勢建立起來的國家比較優勢已難以為繼。中國制造業必須建立成本領先之外的競爭力，急需進一步調整加工貿易的方式結構，加快搭建和延長國內價值鏈。
　　與此同時，如果能讓成本上升的壓力成為一種有效的倒逼機制，下大力氣向那些技術水平較高、規模報酬遞增特征明顯、產業盈利能力較強的產業結構轉換，或許才有可能真正獲得全球貿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有底氣淡定面對全球貿易中的“多面夾擊”和“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