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時代，在各國內需不振之際，誰能分到更多的貿易蛋糕就意味著可能在增長上占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第一任期內就明確提出“出口倍增計劃”，而在新的《國情咨文》中向國會強力推銷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自由貿易計劃。韓國也在積極推進雙邊貿易談判，而日本政府也在試圖干預日元來重振貿易。 
　　與過去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多邊談判不同，金融危機后美國轉向了雙邊的貿易談判，并試圖重新制定貿易規則和引導貿易格局。中國難以置身事外，也必須要在雙邊貿易上有所推進，而且在匯率改革上需要加快步伐。
　　歐美重繪貿易版圖
　　歐盟貿易執委會2013年1月表示，美國和歐盟正在總結雙方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的最后準備工作，并有望于2013年6月啟動。據歐盟官方稱，這項自貿協定可望使歐洲經濟產出一年增加650億歐元，相當于歐盟GDP提高0.52%。此外，FTA將覆蓋全球經濟總產值的一半和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成為全球最宏大的區域自由貿易計劃。
　　“美國積極推動和歐盟的FTA談判，是一項長期戰略，其目的是架空WTO。因為對美國而言，推進WTO的多哈回合談判沒有意義。” 商務部前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對《證券市場周刊》表示，“美國需要扭轉在貿易全球化中，中國而非美國從中獲益的格局。”
　　WTO和FTA的本質區別在于多邊和雙邊。在WTO規則下，如果兩個國家達成貿易優惠條件后，WTO的所有成員國都能夠享受這一優惠條件。而在FTA協議中，成員彼此給予的優惠待遇，不必按照WTO最惠國待遇原則給予區域外的WTO成員，并且可以根據區域內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市場需求來制定談判內容。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便是FTA成功的典范。
　　在“入世”之前，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到海外市場要受到配額的限制，但在“入世”之后，中國的紡織品行業獲得井噴式發展。全世界400多種貿易產品當中，中國產量和出口量占第一位的超過200多種。出口井噴不僅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還提供了大量的就業。但與此同時，美國卻面臨產業轉移、就業崗位流失、實體經濟空心化等問題。于是，美國從過去的全球自由貿易倡導者，變成了現在不愿意推動多哈回合談判。
　　如果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不參與，多哈回合談判就會逐漸失去意義。歐盟和美國之間達成FTA，則會進一步弱化WTO的作用。
　　美國和歐盟的FTA談判的意向由來已久，盡管雙方希望在2014年底前達成協議，但是其中難度也很大。魏建國表示，兩國經濟結構相差越大，經過貿易比較優勢互補后，兩國互惠互利的程度就會越大，例如海灣國家和中國。盡管美國和歐盟經濟產出和貿易額巨大，但是其貿易和投資結構有很多相似之處，這樣一來很多產業都需要其中一方做出巨大讓步。汽車業、農業和服務貿易將是歐美自貿談判存在主要爭議的行業。
　　美國借貿易重返亞太
　　在推進跨大西洋自貿談判的同時，美國也在向西延伸貿易戰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原本是新西蘭、新加坡、智利、文萊四個南太平洋小國之間的自貿協議。但自美國加入并提出擴大成員國范圍、并吸引越南、秘魯、澳大利亞等國加入后，已經徹底改變了這一組織的性質。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邀請日本加入TPP也絕非偶然。TPP已經成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核心內容。”魏建國斷言。
　　歐洲大陸受債務危機重創已經失去了經濟增長動力，預計3-5年內很難復蘇。如果美國要盡快脫離次貸危機的負面影響走向經濟復蘇，必須要從新興市場國家集中的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吸收能量。這是美國主導TPP的首要目的。況且奧巴馬已經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計劃”，幫助制造業復蘇和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其次，美國要主導亞太經濟發展的方向，制定亞太地區貿易規則就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環。如果泛亞太的貿易規則在TPP框架內達成，而中國又沒有參加或是沒有行使話語權，那么無論就貿易條件還是國際地位而言，中國的損失無疑是巨大的。再進一步看，盡管中國和東盟國家等經濟體已經達成了FTA，但如果這些國家或地區又和美國達成新的貿易優惠條件，中國已經獲得的區域貿易優勢也會被稀釋。
　　除了在經濟層面，TPP或許還有其他戰略意義。在亞太地區，中國在經濟、政治很多領域中都扮演著領頭羊角色。在魏建國看來，美國實施重返亞太的戰略，需要一個框架和機構來制衡中國，TPP恰好起到了這種作用。TPP目前并沒有邀請中國參與，而基于上述原因，美國也并不希望中國以后參與進來。
　　中國難以置身事外
　　“歐美自貿協定如果達成，對中國貿易直接影響估計有限”，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對本刊表示。他進一步解釋稱，主要是因為歐美之間的貿易本來就很自由，且相互貿易的都是高端制造品及服務業，實際上，這一協議對日韓兩國的影響更大。同樣的道理，正在進行TPP談判的日本也非中國的直接貿易對手。因此，無論是跨大西洋貿易還是跨太平洋貿易，對中國的影響更多在于重訂全球貿易的規則。
　　來自商務部下轄“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的信息顯示，中國目前已經簽署并實施10個自貿協定，分別是中國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自貿協定，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以及與臺灣地區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首先仍要繼續深化和已達成自貿協議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往來，以免現有優勢在未來被稀釋。鞏固這些自貿關系，也有助于提高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在2012年11月已經宣布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并決定在2013年初舉行3國自貿區第一輪談判。然而自從中日釣魚島糾紛升級以來，這一談判至今未宣布有任何進展，且中日貿易已經跌至冰點。
　　魏建國表示，在全球貿易規則重塑之際，中國尤其需要加緊和日韓兩國的自貿談判，特別是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利用韓國迫切希望與大型經濟體建立自貿區、強化出口的心理因素，搶先和韓國達成協議。“這一方面難度較小，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穩定亞太地區國際關系的重要一步。”他指出。
　　魏建國還建議，中國需要主動出擊，從戰略角度，中國可以率先發起和俄羅斯、甚至美國的FTA談判，盡管這必定需要很長的時間且十分艱難，但可以使中國在和美國的博弈中處于有利地位，并削弱美國從亞太地區的其他自貿協議中獲得的益處。
　　雖然經濟結構具有互補性的國家之間更容易開展自由貿易活動，但也不應完全排斥具有相似經濟結構的國家。在不斷演進的國際貿易形勢中，韓國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前瞻性經驗就值得中國借鑒。韓國目前與歐盟、美國、印度等大型經濟體都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這一成就在全球首屈一指。
　　即便是在對中國的貿易策略而言，韓國貿易商也可稱得上是有先見之明。韓國企業較早預見到中國并非人們曾普遍想象的投資轉口型國家，即和中國進行轉口貿易，在中國設廠加工后再將產品出口至其他國家。以韓國三星[微博]為例，早在20年前三星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就把中國定位為一個投資市場型國家，即在中國投資生產后產品就地銷售。2012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第一的市場，三星也成為在中國最大的手機生產企業，并憑此和美國蘋果公司抗衡。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發展中國家從投資轉口型變為投資市場型的時間已經從幾十年縮短為幾年。尤其是對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僅因為眼前另一個國家還不能與本國形成較強的經濟互補就放棄進行FTA談判，那在未來將會錯過很多機遇。
　　2010年1月1日，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和東盟十國建成了自由貿易區。當時有人提出質疑，認為中國和東盟不具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而東盟國家更低的勞動力將沖擊中國的加工制造業，其農業部門也會對中國形成打擊。
　　但事實證明，中國不僅利用東盟補充了國內的糧食和水果等農產品需求缺口，還將東盟變成了最大的機電產品出口市場。
　　“自由貿易的最佳結果是，兩國各自激發了對方國家的生產潛能，形成1+1>2的協同效應。”魏建國對中國自由貿易前景表示樂觀，但他也認為，中國在推進FTA談判、擴大區域自由貿易的同時，也需要形成一些配套政策，尤其是在匯率方面。
　　“過去中國一邊觀察、一邊匯改、一邊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在目前全球匯率戰危險漸行漸近的情況下，顯得相對謹慎。” 魏建國說，“未來需要加快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尤其是在目前進口在外貿中比重上升的情況下，中國與其被迫貶值本幣，不如加大力度將人民幣推廣為區域貿易的結算貨幣。而在更長期看，中國也可以考慮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