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之巨變，有目共睹。這十年，是科學發展觀探索與成熟的關鍵十年，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凡的十年。 
　　十年間，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嚴峻挑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沉著應對，科學決策，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排除重重干擾，化解種種危機，取得了輝煌成就：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綜合國力持續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社會大局和諧穩定。
　　十年間，中國已從一個努力爭取參與世界貿易游戲規則的“丑小鴨”，成長為經濟全球化中的“優等生”，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民生改善，“神舟”飛天、“蛟龍”入海為我國人民的生活和福祉謀求了更大的空間。這一切都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強大生命力，科學發展觀是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科學理論。
　　如果沒有張玉卿在北京見證和參與的那場“革命”，江蘇外貿小商人劉琴或許至今還在以這樣的方式做生意——
　　她奔波于東南亞國家，將牛仔布面料販賣給那里的成衣工，自己找到客源，拿到訂單，卻沒有外貿權。當時她只能割讓一部分利潤，向當地的外貿公司繳納“代理費”。
　　但現在不同了。“做外貿，每個人都有機會。”她說。
　　過去，外貿權一度由少數外貿總公司壟斷，一般企業面對的是計劃、配額、許可、內部審批，是“三六九等、層次分明”的體系。這樣的體系曾賦予外貿審批機構巨大的權力，有一位負責審批的官員，不打網球卻得了一種叫“網球肘”的病，就因為每天在批文上簽字簽得太多。
　　在中國加入WTO前后，對“中國的外經貿體制作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造”——無論是國企、私企，還是合資企業，甚至自然人，都被允許從事外貿。“這一做法使得我國在貿易權上實現了真正的人人平等。”原外經貿部條法司司長張玉卿說。
　　在中美關于中國加入WTO的雙邊談判取得成功僅半個月后，張玉卿當時所在的外經貿部即開啟了大規模的法律法規清理工作，隨后擴展至其他各部委，歷時近兩年，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規。目標就是改造在計劃經濟下的那套規則，要盡快跟基于市場經濟的WTO規則對接、匹配。
　　“毫不夸張地說，清理法律法規和制定新的外貿制度，就像是一場革命。”張玉卿始終這樣認為。
　　這場“革命”某種程度上確實革了外經貿部的“命”。在中國加入WTO后的第469天——2003年3月25日清晨，沒有任何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的牌子悄然摘下，換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牌子。
　　這樣的“革命”其實是中國改革一路走來的某種必然。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決定加入關貿總協定（GATT，WTO的前身）時，并沒有像一些東歐計劃經濟國家那樣采取不觸及國家內部體制的“進口承諾”方式，而選擇以“關稅減讓”的方式，讓關稅起到杠桿調節作用。在張玉卿看來，“這說明當時的決策就是朝著市場經濟方向去的”。盡管那時“市場經濟”還是個敏感詞，直到1992年才被寫進十四大報告。
　　中國入世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曾在多個公開場合一再重申，中國入世的重大意義之一是：以外力來推動內部的改革。中國改革的重要智囊人物遲福林也曾表示，入世將帶來中國全面的體制性開放，而全面的體制性開放將倒逼改革，“中國加入WTO鎖定了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這句話更被寫進了2002年的十六大報告。
　　眾多觀察者相信，加入WTO對于中國的意義，絕不僅僅關乎貿易；它給國人帶來的也不僅僅是具體而微的各種條款，更是構筑市場經濟基石的“非歧視”、“透明度”、“公平競爭”、“法治精神”等規則和理念。
　　這些規則“溢”出了外經貿領域。
　　人們從浩繁的入世文件中發現，絕大部分條款均是對政府行為的規范。首都經貿大學學者張智新評論說：“原來市場經濟首先不是對公民個人或者企業的要求，而是對政府的要求。”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2003年即進行了以“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加強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職能”為方向的政府機構改革；2007年十七大提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2008年3月開啟了又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兩次改革被眾多評論者視為“管制型”政府的逐漸轉型。
　　十多年來，政府采購法、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相繼出臺；知識產權、反傾銷、反補貼等領域引入司法審查制度，允許司法部門挑戰行政部門；法律法規出臺前開始公開征求意見……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花如此大的精力來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并且為學習WTO規則投入如此大的財力、物力。”瑞士伯爾尼大學世界貿易研究所所長、WTO專家組專家Thomas Cottier曾這樣說。
　　張玉卿曾經見證中國入世的全過程，并且是中國公民在WTO專家組任職的第一人。在中國入世十周年時，早已從商務部（原外經貿部）退休的張玉卿寫了一篇文章《WTO給中國帶來了什么》。他認為，顯而易見的是進出口總額和GDP數字的驚人增長，但更多的改變則是無法用數據來描述的。
　　“WTO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國際組織，一套法律制度，一種經濟運行規范。”張玉卿說，“它所體現的理念和規則，有必要推廣到經濟以外的領域，這對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很重要。”
　　他如今想再寫一篇文章，探討中國入世后下一個十年的路該怎么走。不過，“這篇文章可不好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