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減稅是2012年宏觀調控的重點，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試圖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時移世易，晃眼已至歲半，回頭檢視這半年來結構性減稅的成果，答案似乎并不盡如人意，甚至有不少企業反映，這結構性減稅怎么越減越多? 
　　典型者比如江蘇。據江蘇新聞廣播報道，江蘇于2011年11月1日將增值稅、企業稅起征點上調至上限2萬元，貫徹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但是近日，有不少商戶反映，該政策執行后，稅務部門 在估算他們月營業額時，都提高到了2萬元，原來每月只需繳納180元的國稅，現在提高到了600元。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湖南。湖南邵陽于2012年1月1日施行《邵陽市企業所得稅分類動態管理辦法(試行)》，將企業所得稅納稅人分為三類，其中一類企業將被實行“查賬征收，定率預繳”的征收方式。言下之意，邵陽的稅務部門是打算讓企業把未來的所得稅“預繳”上來。 
　　根據安邦研究團隊所掌握的情況，在這半年的結構性減稅中，反映稅負不減反增的企業決非個案，而普遍存在于各地區各行業中，很多企業都在訴苦，覺得今年的經營要比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更加困難，稅收得也更多。究其原因，在稅務實踐中，除了法律所厘定的稅率，稅收征繳的力度也將直接影響企業的最終稅負。一般情況下，稅務機關對絕大部分企業并不是按稅法要求“應收盡收、依法征收”，而是采取適當折中、彈性征收的辦法，其中的變量取決于當年的稅收任務：財政壓力大時加大征收力度，壓力小時則可適當放松征管。2012年中國經濟減速，土地財政也因房地產調控而銳減，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勢必竭澤而漁，而這作用于企業，則是結構性減稅卻越減越多。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在調研中發現，在征稅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有的本來應該攤進成本的項目，稅務局說不攤成本而應該繳稅;還有的則是定稅或者包稅，稅務局說多少就是多少;除了稅之外，地方還攤派了各種費用，這左一搞右一弄的，最后收的稅反而更多。 
　　苛稅猛于虎，過重的稅負令企業苦不堪言。有企業主表示，稅費太重，不逃稅公司沒法生存。更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小微企業都在避稅，通過做高成本抵消利潤，申報上去的多為假賬，以規避企業所得稅的征繳。據了解，除了25%的企業所得稅和17%的增值稅，企業還需繳納名目繁多的各種雜稅，如城建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資源稅、土地增值稅、契稅等;更為可怕的還有林林總總的費用，包括教育附加費、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地方教育費、殘疾人就業金、工會經費以及工商、環保、衛生、質監、公安等眾多部門征收的各類行政性收費，這還不包括各種違規的罰款和滯納金，更駭人的是，這些稅費大多不管企業盈利與否都要繳納。按這種收法，企業純粹是在為政府打工。試問，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又有什么企業愿意投資生產繼續做實業?中國經濟近幾年一直處于金融化、空心化的過程中，只因企業經營的環境實在太差，首當其沖的便是高稅負。
　　安邦咨詢高級研究員賀軍認為，“減稅增負”的矛盾現象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特質。在一般情況下，中國政府是典型的經濟型政府，對公共服務的興趣不大，但對有錢的東西感興趣，不來錢的事情則不愿意做，如投資審批、市場準入、收稅收費、基建、招商引資等，無不如此。對于“減稅增負”的現象，政府部門肯定會對有所解釋，認為這是把過去的漏洞補上，把不規范的事做規范。雖然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市場環境實際上是由政府塑造，如果不能讓企業輕松經營發展，不鼓勵企業做大做強，這種制度環境肯定有問題。實際上，中國的稅收制度在設計上就存在問題，政府權力過大，缺少制衡。在此背景下，讓稅務部門主導設計并執行減稅方案，其效果可想而知，怎么減也減不下來。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結構性減稅要減到實處，越減越多只能表明，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僅靠結構性減稅遠遠不夠，需要對整體稅制動大手術!（本文來源：中國經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