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鐘山今年3月在嶺南論壇上，表示中國的世界貿易大國地位已經確定，2011年中國外貿額達到3.64萬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了175倍，中國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去年中國在全球的貿易份額預計可達到10.8%。 
　　中國日益成為國際貿易主角的同時，也成為了世界貿易摩擦的中心。據WTO統計，自1995年以來，截至2010年，中國已連續16年成為全球反傾銷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并自2006年以來連續5年成為全球反補貼措施的“重災國”。
　　貿易摩擦焦點在于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歐美國家以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規模為由，要求人民幣升值。但是，通常我們只會看到數據統計上大額的貿易順差，卻很少有人關注貿易順差里究竟有多少價值是中國創造并享有的？中國巨大的出口總值是否能真實地反映出中國在出口中獲益的情況？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不平衡是否被夸大？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軍4月12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貿易摩擦是政治問題，現有的貿易統計體系，是統計貿易總值，不是統計貿易附加值，即不能夠正確表現貿易不平衡的真實狀況，應該建立全球的投入產出表，改變現有的貿易統計體系。
　　貿易摩擦是政治問題
　　上海經濟評論：來自商務部的統計顯示，2011年，中國出口總額約1.89萬億美元，而2011年中國共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保調查67起，涉案金額59億美元。與出口總額相比，涉案金額實際上占比很小，但是關于貿易摩擦的聲音卻很強，貿易摩擦是否被夸大？
　　張軍：歷來，貿易摩擦就是個政治事件。從經濟學上說，貿易摩擦是無謂的。從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到卡爾·馬克思，再到當代的一些經濟學家，無論是經典作家還是當代經濟學家，有非常完美的理論來論證為什么兩個國家要做貿易，所謂貿易雙方都是互惠的。不可能出現一方損失，一方獲益，否則貿易沒辦法進行。既然貿易是互惠的，那么摩擦就無所謂。
　　摩擦無非就是貿易雙方中一國出口過多，沖擊另一國國內的產業，影響其國內就業，所以要采取各種貿易限制，以關稅或非關稅的方式來提高壁壘。
　　貿易摩擦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就是政府要反映老百姓的利益。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征收關稅等提高壁壘，是由于來自國內產業企業主的壓力，以及媒體或公眾的呼聲。中國的產品進入美國，給美國提供廉價質量好的產品，給美國創造很多福利，節省了大量成本。雖然美國的某些產業競爭不過中國，很多中小企業關閉，如勞動密集型行業，像之前美國針對中國光伏產業，是因為光伏產業在美國也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對美國整個國家來說，中國商品出口帶來的福利遠超過負作用。
　　政治問題的背后，是美國局部行業、部分老百姓利益的相對變化、內部利益相對分配的變化。利益相對分配的變化就是政治要解決的問題。貿易可以創造更多的利益，但是會影響利益的分配，這就是分配的問題、政治的問題。
　　上海經濟評論：貿易摩擦是多年來的老問題，在金融危機后，更為明顯，今年伊始中美貿易摩擦頻頻出現，美國方面連續對中國產品發起“雙反”和“337調查”。那么今年的貿易摩擦與之前比，是否有新的特點？
　　張軍：無論是改革開放后，還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貿易摩擦一直都有。但是，中國加入WTO后，貿易摩擦出現得這么頻繁。因為中國不是WTO成員，有很多貿易上的問題，就沒有引起很大的爭議。而加入WTO組織后，中國的貿易增長非常快，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得到認同，歐美看待中國的角度改變了，不能再忽略中國。這帶來的變化，就是貿易摩擦現在已經變成常規化了，不是像之前，只是偶然事件。沒有必要太嚴肅地看待，貿易摩擦發生的理由未必有那么大，只是政治上的動作，中國政府不要當成一個負擔。
　　上海經濟評論：金融危機后，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調查更頻繁，是否與美國的“再工業化”，重新重視發展制造業相關？
　　張軍：金融危機后，美國總統奧巴馬有一個宏偉的計劃，就是所謂的重振美國制造業，重振美國出口。其實，從國際貿易的數據來看，美國制造業的出口占絕大多數，制造業的地位沒有動搖。但是，美國中小企業因為受到新興國家出口的影響有一些問題。奧巴馬可能出于政治上的策略，說要重振制造業。美國右翼政客也要求制定法案，保護美國制造業。這三四年來，美國在立法層面上，加強了對本土制造業的保護，這在客觀上會讓進入美國市場的壁壘提高，也就使貿易摩擦加劇。
　　現在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過去美國主流的經濟學家，也就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本來是主張自由貿易、降低關稅、貿易壁壘、開放市場。現在他們都反過來幫美國政府說話，認為美國政府不能袖手旁觀，支持政府通過法案保護制造業。這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出現的現象，過去不曾有過。解釋這個現象的背景，就是美國經濟近年的變化，尤其是出現沒有就業的增長(Growth Without Job)。面對嚴重結構性的問題，美國需要改革，而改革在美國談何容易，美國其實是個非常講政治的國家，既得利益盤根錯節，很難改變。
　　培育中間組織
　　上海經濟評論：還有一個變化，美國發起的反補貼、反傾銷裁決行業似乎正由美國的夕陽產業，轉向新興行業、科技密集型領域。這是否說明，中美兩國的貿易互補性正在向競爭性轉化？
　　張軍：表面上看是這樣。美國的公眾或者中小業主，覺得之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都是服裝、玩具、塑料制品，放在美國的ONE DOLLAR SHOP(一美元商店)中賣。而現在，好像從中國進口的都是機電產品、電子產品，還有一些復雜的汽車零部件，比如通用從中國進口大量了零部件，波音公司(微博)也從中國進口零部件。中國出口的產品似乎已經升級換代。在美國的納斯達克(微博)市場掛出的都是中國高科技企業。
　　但問題是中國現在出口商品中，技術復雜性、技術含量究竟怎樣呢？這就涉及到附加值的問題。拿最發達國家出口的產品清單，跟中國對照，會發現最近十年，重疊的部分越來越多，表面上，出口產品的復雜性提高。一個國家出口產品的技術復雜性，從經驗上說，跟該國人均GDP是成正相關的。中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大概相當于一個人均GDP高于中國三倍的國家。我的看法是，首先說明出口產品升級換代快。但是不同行業差別很大，電子、IT行業，中國國內附加值仍偏低，大概只有10%，更多是用進口零部件組裝。中國貿易方式更多是加工貿易，基本上是跨國公司外包加工業務形成的。
　　上海經濟評論：2011年美國對中國企業發起涉嫌知識產權侵權的337調查16起。專利侵權更多的是小微企業，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需要進一步提高？中國企業應如何避免知識產權糾紛？
　　張軍：中國大量中小微企業，不怎么跟政府打交道，也不怎么得到政府的支持。中小微企業進入市場的方式千差萬別，對市場的了解，對國際貿易的游戲的規則可能不清楚，只知道如何模仿現有產品、品牌，如何生產產品。
　　但當這些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生產產品外銷時，就需要更多的機會了解規則，增加知識儲備，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這是個漸變的過程。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和東亞的韓國、日本都很類似。應該鼓勵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組織，通常我們叫中間層組織，如行業協會。在知識產權侵權比較多的時候，政府介入并不是件好事，不如交給社會的中間組織。中小微企業更需要中間組織的發育，中間組織可以維護、代表中小企業的利益，同時也能規范中小企業。
　　貿易統計法的不科學性
　　上海經濟評論：您的文章提及中國制造產品只是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低端。中國出口技術復雜產品的現象下面，其實還是加工貿易的擴張。而我們忽略了區分出口的附加值。那么，如何讓貿易統計方法更科學、準確地反映出口的真實情況？
　　張軍：我覺得，WTO在這個事情上的角色很重要，因為這不僅僅是中美之間的事情。當然，由于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中美貿易摩擦突出。貿易不平衡，只是因為統計上貿易余額大。現在的統計，是統計貿易總值，不是統計貿易附加值。現在，中國的進口量雖然很大，但是出口以貿易總值統計，所以貿易順差大。而在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價值中，很多不是中國的價值，是從其他地方轉移過來的價值，也就是說，從賬面上看，中國有大量的順差，但是實際上，在順差里面，有大量的錢給了法國、澳大利亞等國。這樣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統計造成的。
　　過去二十年，加工貿易發展很快，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加工貿易發展迅猛是由于跨國公司的外包，所謂外商直接投資比較活躍。亞洲很多國家就去做加工貿易，中國也如此。加工貿易會扭曲貿易雙方的不平衡程度，加工貿易越多，扭曲的程度越大。
　　現在的貿易統計，是根據原產地來統計的。比如，來自中國的手機出口到別的國家，別的國家的海關就記為中國。而可能這當中70%的價值，是來自于其他國家。WTO的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最近這兩年，無論在歐美還是在中國，都呼吁必須改革現有的貿易統計，建立附加值統計的系統，以還原兩國或者多國貿易不平衡的真實面貌。而且，他推測，如果按照貿易附加值統計，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會下降一半還多。
　　因而，現在要做的，就是使WTO這樣的國際組織，來推動建立全球的附加值統計系統，建立跨國投入產出表。現在每個國家都在建跨國投入產出表，因為這個表可以顯示最終產品價值里，有多少是中間產品的價值，這些中間產品來自于什么地方，這些都有記錄。但是，現在缺少一個全球的，就是跨國的投入產出表。如果可以做出跨國投入產出表，可以實現拉米建議的去改變現有的貿易統計方式的目的。
　　上海經濟評論：建立全球投入產出表難度大嗎？現在是否已經有局部地區的投入產出表？
　　張軍：局部地區已經有的。比如，在亞洲地區，日本的一個貿易促進會和一個亞洲研究所，在跟WTO合作，建立了亞洲的投入產出表，涵蓋九個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但是它只是局部的，應該要各地區制作，最后組合成一個全球的投入產出表。
　　當今外商投資活躍，國際分工由橫向分工變成縱向分工，在這種情況下，各國貿易統計需要改變，不然會扭曲貿易余額的大小。所以，投入產出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項目，需要有一個國際組織，如WTO、世行，或者國際貨幣組織參與，制定全球的投入產出表。
　　貿易摩擦會常態化
　　上海經濟評論：發展中國家近期對華貿易救濟措施增加，應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如何建立和完善政府間的貿易救濟合作機制？
　　張軍：跟發達國家做貿易，通常是和進口商或和他們所在的中間組織打交道，有公平游戲規則，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但是，到發展中國家，就必須考慮跟政府打交道，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問題是：不是法治是人治。所謂的政府就是地方政府，跟發展中國家做貿易，要尋求地方政府的支持。
　　建立政府間合作機制，就是政府做擔保、做承諾，政府扮演的角色更重要。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互訪的時候，更多的不是在政治上談大的全球問題，基本上談的是貿易，怎樣使雙方的貿易、投資有更好的發展，出了問題雙方能更好地解決，或者說降低風險，基本上就是風險擔保的做法。
　　上海經濟評論：未來貿易摩擦會進一步嚴重嗎？
　　張軍：在西方發達國家，反對全球化的聲音很強。認為全球化代價比較大，比如環境代價，全球化未必是件好事。但是，我想長遠來說，全球化是好事情，將來互通有無，甚至護照都不需要。但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對它的批評聲音也會很多，從這個意義上說，貿易摩擦只會越來越多。因為全球化直接的成果就是貿易便利化，會影響一個國家內部利益分配，所以就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我所指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嚴重，是說會經常發生，就是常態化。對于中國來說，就是持有平常心。
　　上海經濟評論：既然，中國和歐美等國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對中國政府來說，該有哪些應對措施？如何盡快擺脫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重點發展國內市場？
　　張軍：出口是好事情。從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經驗來看，出口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對就業的貢獻，排在后面的，才是對GDP的貢獻。未來的方向，我們現在盡量不要讓順差增加得太快，完全可以有很大的進口和出口。進口很重要，因為出口都是中國有優勢的產品，進口彌補短處，產業進步技術升級。未來來講，貿易是重要的，但是不需要追求順差的最大化，順差或逆差不重要，關鍵是保持進口和出口都能有很好的發展。
　　從長遠來說，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消費的釋放應該更多，二十年之后，消費占GDP的比重肯定高很多。但是，我覺得，消費、出口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要更多地看供給這一方，要看未來經濟的潛力，教育人力資本水平、技術水平、研發，這些才決定中國未來經濟。而生產出來的東西，是賣給國內還是國外，這個不需要刻意設計，這是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