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3月對中國產品出口進行集中火力猛攻之后，4月以來，美國再度舉起更為鋒利的鍘刀。4月12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日落復審裁定，繼續對中國輸美大蒜征收反傾銷稅，征收稅率高達376.67%。顯然，并不像以前就人民幣匯率等貿易問題僅僅停留在“口舌之爭”的層面，美國本次挑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選擇了短兵相接和真槍實彈，而且交鋒的領域不僅僅局限于“低端”產品，同時有逐步向“高端”領域彌散與蔓延之勢。不僅如此，在尋求貿易救濟手段上，美國除了選擇雙邊途徑之外，未來還將廣泛策動盟友和利用世貿組織等多邊途徑，以達到對中國的立體“圍剿”和聯手“群毆”。 
　　利用知識產權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等高端工具向中國發難，將成為美國手中最輕松的貿易游戲。依仗著長期積累的科技開發成果、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以及嚴格的保護和救濟程序，美國得以不斷鞏固和強化自己的知識產權優勢，也使得知識產權制度在確保美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霸主地位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美國頻繁使用的兩大著名條款，即301條款和337條款，儼然已經構成保護國內企業和國家利益的鐵壁銅墻。因此，在中國企業仍更多地停留在模仿制造階段的生態環境下，知識產權將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重災區。資料顯示，近年來，美國發起的337調查就涉及中國13家企業，涉及的產品已開始瞄準照相手機、平板電腦、激光打印耗材等領域，而且這種趨勢還會進一步強化。
　　反補貼逐步取代反傾銷成為中美雙邊糾紛的主要來源，也是一種大概率的事件。統計顯示，迄今為止，美國以反補貼為由發起的貿易救濟措施達113項。此外，美國制造業聯盟發布的4份最新報告稱，2001年~2011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制造商至少獲得了政府275億美元的補貼；2004年~2008年，中國玻璃和玻璃制品業得到的補貼高達302.9億美元；2000年~2007年，中國鋼鐵業獲得的能源補貼是271.1億美元；2002年~2009年，中國造紙業收獲的補貼超過330億美元。據此不難推斷，美國極有可能將“火力點”布置到針對中國政府的出口貿易“補貼”之上。深入分析還可以發現，除了近幾年中國政府調整和治理出口低價競銷獲得巨大進步以及不斷上漲的中國出口產品生產成本等因素逐步遏制了外國對華傳統的反傾銷手段空間外，業內人士認為，中國在新興產業領域趕超的最大優勢就是強大的動員能力，能夠迅速集中大量資源投入一個產業。而美國將這些產業發展政策的措施指為違規補貼，欲以此達到對中國競爭者釜底抽薪的效果。
　　以發動對中國的頻繁貿易制裁為契機，尋求修改世貿組織相關規則將成為美國的一項重要訴求。由于農產品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談判陷入僵局，目前多哈回合談判正處于休眠狀態。但是，正式談判已經中止，而非正式談判仍在繼續，并且為了突破外交上的羈絆，多哈回合非正式談判的重要性正在取代正式談判，世貿組織各方正在就反補貼規則的兩個主席案文進行磋商。據此，美國企圖突破多哈回合規則談判框架，擴大禁止性補貼范圍，針對目標大體是國家對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的資金支持，而這正挑動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敏感神經。因為目前我國的主要金融機構不但都是國有，而且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在重要的產業部門或原材料生產部門起著主導作用。分析發現，世貿組織談判中第一次主席案文已經填入了管制價格補貼的專項性條款，從而把原本不屬于可訴性補貼也列為可訴性補貼，一旦最終獲得通過，美國便可以將其直接沿用至人民幣匯率政策，對于中國出口貿易將造成致命性影響。
　　還需特別重視的是，中美間的貿易戰很可能引發極不健康的對華“群毆”結果。美國的經濟體量和無與倫比的鑄幣權奠定了其主導全球經濟格局的地位，也使得它具備了調動他國尤其是盟友的能力。特別是在后危機時期各主要經濟體謀求經濟“自救”的過程中，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盈利能力直接影響各國的就業能力和各國政府稅負的調整能力，而通過貿易救濟手段不僅可以在短期內降低本國刺激經濟的商業成本，還可以減少國內的政治協調成本。
　　顯然，對華貿易戰已經不再是單一的中美關系問題，它正在誘使大量對華貿易逆差國家或者與中國貿易結構趨同的國家競搭中美貿易摩擦的“便車”，并且互相感染，彼此默契。中國出口貿易前景將由此蒙上更多的不祥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