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巢江淮
    北京的機電商報社曾在今年進行了一項歷時9個月的關愛司機調查，向全國十四個省份上千名司機發放了問卷，通過實地走訪和跟車體驗，他們得出調查結果：罰款占到了貨車運費的百分之十。根據中國物流信息中心提供的數據，2011年，中國道路運輸費用27000億元，據此推算，公路罰款在2700億元。
    收費 “在前走”，罰款 “跟后跑”，大貨車在跋涉。收費與罰款這只兩 “攔路虎”，已將物流變 “蝸牛”。物流的全過程，伴隨著 “收費罰款”一路艱難同行，成本就這樣在一步步上升。生產者、物流運輸者、消費者都統統成為 “輸家”。收費與罰款 “給力”CPI狂飆。社會早已形成共識：物流成本過高，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活躍，一定意義上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
    “罰款經濟”是市場經濟的 “馬路殺手”，也是 “劣質經濟”。 “罰款”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一種 “創收”的手段，所謂的 “違規”也變成一種 “資源”，諸多利益依賴于 “罰款經濟”之上——為創收縱容超載， “天價罰單”、“釣魚執法”……有關部門坐收漁利，可是盤剝的是市場的利益、公眾的利益與民生的利益，突出表現在物價上，表現在人們的消費成本上。
    利益驅動，可以讓 “好人”變壞，讓執法變味。 “罰款經濟”已嚴重威脅著執法的公正性，嚴重影響了執法的公信力。分析成因，“罰款經濟”寄生在執法權異化的土壤上，在經濟利益的 “澆灌”下成長，通常采取亂罰款、亂收費等途徑來增加 “營養”。它是濫用職權、權為己 （部門或個人）所用的產物。 “執法”與 “執罰”，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民生至上，民生如天，看民生的 “臉色”，很多經濟行為都需要在民生天秤上掂量。當收費經濟與罰款經濟成為物價居高的 “罪魁禍首”時，成為影響市場經濟秩序的 “罪大惡極”時，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過高物價與物價過快增長，是經濟健康發展的 “天敵”，公眾利益受損、經濟利益受限、社會利益受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最劃不來的，最不經濟的。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 “罰款經濟”與法制社會相左，與社會公平正義背道而馳。要走出 “執罰經濟”的沼澤地，監督機制上的創新與執法者觀念上的改變都不可或缺。當然，就目前情況看，一下子不收費與不罰款還不現實，但能否少收費、少罰款？能否進一步規范收費與罰款行為呢？只有讓 “執法”、 “罰款”從“經濟”中剝離出來，才能更好實現執法的要義和罰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