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東
    11月21日，云南對經營性高速公路通行費收費標準進行調整聽證會。云南2011年高速路虧損17.57億元，經營主體難以實現還本付息，大部分經營主體目前處于虧損狀態。聽證會上24位代表中17位代表贊成調整方案，7位代表反對。“聽漲”很豐滿，“聽降”很骨感；“聽降會”依然是稀缺資源，“聽漲會”仍然是富余資本。或者再風趣一點講，“聽漲會”行駛在高速上，“聽降會”蜷縮于慢道上。
    有人形容高速路就是“印鈔機”，咋就會虧損呢？即便有的高速路虧損，是因為“收的”不夠嗎？全國高速早已呈“網絡化”，收費標準及服務質量也是“方向盤”，駕駛員有“用車輛投票”的自由與權利。
    此外，是否存在著人滿為患，人浮于事，工資福利待遇過高等諸多問題？鑒于此，高速路虧損要有一本“明白賬”。“一虧損，就聽證”成為召開聽證會的“必備條件”，這是聽證會的“杯具”。眾所周知，我國聽證會制度最早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1996年《行政處罰法》將聽證會制度納入行政執法程序以后，聽證會開始在全國普及。
    有專業人士認為，從現在民主法制來看，聽證會有利于公眾向政府的決策提出意見，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制定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落實政策的可操作性，已經成為現代決策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國目前聽證會制度尚未完善，存在較多問題。“逢聽必漲”儼然成為聽證會的基本屬性。“聽漲會”之所以行駛在高速上，源于“制度性驅動”與“利益性加速”。制度“差之毫厘”，聽證“謬以千里”。盡管聽證會要求遵循公開公正客觀等原則，盡管聽證會制度有所規范，但由于聽證制度執行十多年，已暴露出不夠完善等問題。或者說，存在著明顯的漏洞，讓聽證會的“民主功能”、“科學決策功能”大大減弱。這些制度性弊端、制度性漏洞，導致相當多的聽證效果“謬以千里”，事與愿違。堵塞制度性漏洞，讓聽證制度“不差毫厘”，進而，為民主法制建設快馬加鞭。
    收費公路正駛向“惡性循環路”，走不出“囚徒困境”，“聽漲會”與調高收費標準不是“車鑰匙”，打不開收費高速的“死結”。民意已過河，收費還在路橋上。民意對收費路橋很有意見，期待著“免費時代”的來臨。去收費化的高速公路，才會讓現代物流變得快捷，載民生進入“高速路”。
    在民意持久發力的情況下，免費通行將迎來一個真正的“節假日”，盡管只能讓小汽車受益，免費通行留下“殘缺的月餅”；但是，有限的進步也是進步，總是會開創免費通行的新時代。關于高速路收費問題，確實需要聽證——有誠意地“聽”取公眾意見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