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一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為罕見 　　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至今已歷10年。10年來，中國的出口增長了4.9倍，進口增長了4.7倍，吸收了7000多億美元的外資，建立了34.7萬個在華投資企業。中國對外投資在2001年不到10億美元，而2010年達到將近600億美元。201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第一大出口國與第二大經濟體。
　　入世的10年成為我國對外合作開展最好的10年。正如現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所說：事實是中國贏了，其他國家也贏了，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決定了：如果離開中國，世貿組織就不能稱為“世界”貿易組織。
　　從1986年7月，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正式遞交了恢復合法席位的申請，到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15年漫長艱苦的“復關”—“入世”之路，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繼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回顧中國入世歷程，是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和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其決策可分為三個層面：在基本思路上，指出真正的較量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積極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有利的體制和社會環境；在根本方法上，強調掌握主動權，提出并堅持我國入世三原則；在具體策略上，提出要與時俱進，適時調整決策，最終推動中國正式入世。
　　真正的較量在國際國內市場上
　　中國入世的漫漫征程，交鋒在談判桌上，而真正的較量是在國際國內市場上。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些基本原則，如非歧視、透明度、公平競爭、開放市場等，都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因此，要入世，首先要創造市場方面的有利條件。這是中央決策過程中的一個基本思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雖在本質上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但由于對計劃和市場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因此直到黨的十四大上才在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此之前，我國“復關”談判遲遲未有實質性進展，就因為在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體制問題上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黨的十四大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明確宣示，為中國入世提供了必要條件，使談判中的核心問題迎刃而解。1992年10月21日召開的關貿總協定第11次中國工作組會議，正式結束了對我國經濟貿易體制長達6年的審議。此后，“復關”談判開始進入實質性談判即市場準入談判階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后，中國從自身利益和發展需要出發，主動進行了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減讓工作，客觀上為我國入世創造了較好的經濟環境。這些舉措，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入世創造了有利的經濟環境。
　　同時，中央高度重視國內協調工作，積極向各行各業解釋清楚什么是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到底有什么利弊，為統一全黨和全國對入世的認識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對此，曾任外經貿部部長的石廣生認為，對外談判是工作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國內協調�！爱敃r國內在許多問題上認識并不一致，而且涉及到很多部門，因此國內協調的問題，比起對外談判來說，甚至更重要、更困難�！币虼�，讓各級政府官員逐漸熟悉、理解并接受多邊貿易體制的游戲規則，就成為“復關”—“入世”過程的重要環節。石廣生認為，當時的一個有利條件在于：“中央領導都非常重視，尤其是到了最后關鍵時期，江澤民主席、朱镕基總理都親自過問，重大問題都由中央和國務院直接決定。”
　　權利和義務一定要平衡
　　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一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為罕見。在漫長的馬拉松式談判過程中，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原則，堅守底線，有理有利有節，使中方在談判中處于戰略主動地位，最終實現了戰略意圖。
　　首先，適時提出并堅持我國入世三原則，為我國參與相關談判確立了重要指導思想，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1993年底，江澤民在同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首次會晤時，就闡明了我國處理“復關”問題的三項原則：“第一，關貿總協定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如果沒有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參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國要參加，毫無疑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參加；第三，中國加入這個組織，其權利和義務一定要平衡。”這三項原則的提出，明確宣示了中國在談判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國發展的現實，決定了互利共贏的談判目標，從而為我國參與相關談判定了基調。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三項原則對于保障我國的基本權益極為重要。對于我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入世，一些發達國家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爭議很大，談判極其艱難。我國對入世始終抱有最大誠意，體現出堅定決心，但這一切都以我們堅持三項原則為前提。經過艱苦談判，雙方最終妥協，我們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寫出中國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而發達國家成員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實際上的談判結果，就是我國承諾遵守規則、履行義務，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過渡期和相應的權利，從而充分體現了三項原則的基本精神。
　　其次，化解三次政治干擾，推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路走出困境。中央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是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必須做好長期斗爭的準備。這個從戰略高度看待中國入世問題的認識，對于我們主動運籌談判進程起了重要作用。
　　一般而言，由于談判各方利益不同，立場差別很大，出現曲折和困難都是正常的。然而1989年以后，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同我們談“復關”—“入世”問題時，開始不是“就經濟談經濟”，而動輒與所謂的政治問題掛鉤。其中有三次大的政治干擾，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國借1998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和1999年朱镕基總理訪美之機向我施壓，以及1999年5月發生的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每次都使我國的入世之路橫生波折。
　　面對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政治上“打‘復關’牌”、中止“復關”談判的嚴峻形勢，中央將把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看成是打破當時西方對中國“制裁”的重要政治舉措。當時中央決定由國務院總理李鵬出面給各締約國政府首腦寫信，并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使中國“復關”談判在1991年下半年得以恢復。而面對1998、1999年前后由于美國國內黨派斗爭需要和壓我國接受其高要價的企圖，江澤民從政治上、戰略上考慮，相繼提出了“態度積極、方法靈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態度積極、堅持原則、我們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針，有力推動了談判的向前推進。在“炸館”事件發生后，中央決定中止雙邊談判，并因勢利導在1999年9月重啟談判，最終取得了中美“雙贏”協議的達成。
　　果斷把握關鍵時機
　　推動中國入世的決策是一個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
　　1994年底，中國“復關”談判迎來一個重要關節點。1995年1月1日起世界貿易組織將取代關貿總協定，若我們能夠順利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席位，將直接以創始國的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然而，一些發達國家蓄意阻撓、漫天要價，使談判陷入了一個越談問題越多、越談內容越廣的“怪圈”。為了及早擺脫和打破這一怪圈，增加有關各方的責任感與緊迫感，中央作出了1994年底結束中國“復關”實質性談判的最后期限的重大決定。最終由于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締約方未能采取務實靈活的態度，中國“復關”未果。
　　1995年5月，在有關締約方的強烈要求下，“復關”談判轉為“入世”談判重新啟動，此后，中國“入世”談判進入艱難的相持階段。對于中國入世的時機問題，中央領導層進行了深入思考。江澤民認為，1999年底是一個重要的關節點。首先，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驗的積累，使我們對入世可能帶來的問題提高了監管能力和承受能力；第二，世貿組織即將開始新一輪的多邊談判，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若不能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將在新世紀的發展中受到極大局限；第三，世貿組織成員已就中國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意義達成了共識，普遍認為沒有中國的參加世貿組織就沒有代表性。此外，經過堅決斗爭，美國最終在向中國提供無條件永久正常貿易關系、放棄一般保障性措施條款、放寬對華出口限制等重大問題上作出了承諾。這些都為中美協議的達成創造了條件。
　　基于上述認識，綜合考慮當時的國際氣候和新世紀我國面臨的機遇，中央領導層果斷決策加快中國入世談判進程，提出要抓住稍縱即逝的機遇推動中美達成入世協議，為中國正式入世創造重要條件。1999年11月7日，江澤民應邀與美國總統克林頓通電話，雙方決定加速中美談判進程。11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和美國總統助理斯珀林訪華，開始了中美之間最后一輪雙邊談判。由于談判已進入到最后階段，沉淀下來的是雙方都互不讓步的幾個最難的問題，談起來格外艱難，期間美方曾4次買了機票要回國。江澤民親自運籌談判進程，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指示朱镕基到現場去做協調，最終促成中美協議的達成。
　　對外開放思想的新發展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了新階段。關于對外開放的功能定位，中央提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思想；關于對外開放的發展階段，提出我國進入開放新階段的思想；關于對外開放的路徑選擇，提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關于對外開放的根本目的，提出要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的思想。
　　從外貿拉動經濟到開放倒逼改革
　　入世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完成了由外貿拉動經濟到開放倒逼改革訴求的蛻變。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對外貿易的功能由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初期的“調劑余缺”的調節器，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以發展對外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對外開放，其功能定位突出體現在“拉動經濟”上。而入世要求我們遵循其基本規則，遵循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這在客觀上將會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就是說，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資格意味著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已不僅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且還是對國際社會的莊重承諾。中國必須具有更負責任的經濟模式和制度環境。對外開放承諾的時間表，實際上就是國內改革的時間表。
　　入世在給我國帶來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嚴峻挑戰，而改革正是應對這種挑戰的最根本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入世就是以壓力換動力，以開放促改革。
　　從政策性開放到制度性開放
　　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對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洶涌浪潮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客觀趨勢，中國要大力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繼續實行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已不足以提供有力的支撐。尤其是1998年中國面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和特大洪災的嚴峻考驗，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將對外開放推向新階段的任務越發顯得緊迫。
　　因此，在中美入世協議簽署后，中央領導層多次指出，入世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其主要特征在于，我們將承諾按照國際經貿規則辦事和逐步開放市場、逐步達到世界市場開放的程度和水平。也就是說，我國將由以往的政策性開放發展為制度性開放、戰略性開放的新階段，從而融入世界經濟主流。入世便是這個轉變的重要推動力量，是中國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入世后，通過自身經貿體制與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順利對接，我國將由有限范圍和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在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我國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開放。這有力推動了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
　　“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
　　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從“引進來”開始起步的。入世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面臨質的變化，根據這個變化適時進行開放戰略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始于1997年，入世則為將“引進來”和“走出去”緊密結合起來、尤其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帶來了有利條件。我國對外多、雙邊法律法規逐步建立健全，我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外部經濟環境更加寬松，我國的對外開放市場變為雙向開放市場，對外商品貿易流通市場變為各種生產要素的流通市場，貿易投資的限制條件大大減少。因此，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正適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層次變化。
　　提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戰略回應，尤其是“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形成了理論上完全意義的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對外開放思想的一個重大發展。
　　對外開放意義認識上的升華
　　在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的情況下，中央領導層為什么依然勇敢地選擇接受多邊貿易規則，在工業、農業、服務業和知識產權等方面作出廣泛而深入的承諾？
　　江澤民作出過這樣的回答：“關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我進行了長期的深入思考。我認為，從政治上看，從21世紀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看，我們搞現代化建設，必須到國際市場的大海中去游泳。雖然我們這方面的能力還不強，但要奮力地去游，并且要力爭上游，不斷提高我們搏風擊浪的本領。這對我國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綜合國力的較量中掌握主動有利�！笨梢钥闯觯�中央是從掌握我國未來發展戰略主動權的角度出發考慮入世問題的，在價值取向上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功利目標而升華到方法論層面。因此，才會提出“從提出‘復關’申請到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進行的一切工作和斗爭，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這個視角是極其重要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處于緩慢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趨勢陡然加速，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程度日益加深。歷史第一次如此嚴峻地把應對經濟全球化問題推至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以怎樣的姿態進入世界經濟舞臺，需要執政黨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回應。
　　中央認為，入世是我們主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確保發展主動權的一個重要抓手。這是因為，世貿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在推進經濟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一系列多邊組織與協議的規范，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這一歷史性潮流，具有較強的不可逆性。盡管世貿組織本身還存在一些局限性，但積極參加其中，利用其多邊規則促進本國的對外開放，更好地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維護自身利益，仍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選擇。正是基于此，中央領導集體才始終展現出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入世的積極姿態。